第四章 定居 铁路与城市

国土上的日常事务

1860年以后，俄国在黑龙江—乌苏里地区转入划界之后的日常经营。沿江要落村，港口要建仓，官府要找到人——还得让人活得过冬。新哨所等候送粮的船，移民等候农具和口粮，这些接续决定驻守和定居能维持多久。国家取得土地以后，供应、耕作与办事机关，便成为经营这片地方的实际工作。

俄国行政机关逐步进入这一地区。阿穆尔州、滨海州及所属地方，各有居民与交通条件；1884年建立的阿穆尔沿岸总督区，又将若干地方置于同一上级军政机关协调之下。边防、迁移和区域事务汇入同一套办事层次，粮食、案件与土地问题，再由下面各地逐件办理。中央和地方的联系，也随着这些事务伸向村庄与港口。[R03]

军政长官的安排，须经翻译、文书和基层中介落到地方。分地碰到旧有使用关系，征役碰到农时，案件又涉及各类臣属。总督区把这些事务汇到上级机关，地方办事者再逐项交涉：有时容许例外，有时用统一规章裁决。制度在村庄里究竟怎样运转，便取决于这些具体办理和当事人的应对。

哥萨克聚落是治理的重要组成。居民负有军役，又要种地和供养家庭。沿边与交通线上的村庄，为巡守、邮传和军事行动提供接续，国家也能从中征集人员。家庭要在农务和军役间分配男丁、牲畜与时间；男人出役以后，田地仍要耕种，留下的家人往往承担更多劳动。

部分早期哥萨克迁移带有强制性质，安置也较仓促，后来又有来自各地的补充。国家按边防人户安排迁徙，一些家庭的旧有生活因此中断。抵达以后，有人依靠亲属和邻里取得粮食、经验与帮助，逐渐扎根；各户的牲畜、劳力和互助条件，也使同一军政安排产生了各异的家计。[R11]

移民从出发到立业

俄国希望更多农户迁来，以增加常住人口、供应粮食、形成市场，使新取得的土地有较稳定的定居社会。愿意远行的家庭，则要先处理家产、支付路费，安排途中和到达后的生活。疾病、误了农时和积蓄耗尽，都可能改变迁徙计划。国家对人口的需要，要经这些家庭的筹划才能变成实际出发的人。

农户离乡以后，还要经过漫长的安置。出发以前，要决定谁先走、带什么，是否卖掉牲畜；到达以后，要有住处、农具、种子，找到可以耕作的地方。政府可能为其中几项提供帮助，余下的仍要家庭筹措。能够抵达，已经花掉一部分积蓄；真正要开始生活时，恰是最缺乏余裕的时候。

1861年规则以土地、税役优惠吸引迁入，旅费与立业费用主要由农户自筹。土地和税役优惠减轻长期负担，出发和到达时的农具、种子、口粮，则需要现款实物。国库援助的多少，因而直接影响积蓄较少的家庭能否成行、抵达后能否开办家计。[R12、N202]

1883年起，有组织的海运把新家庭送往南乌苏里地区。先行的国费运输，包含从敖德萨出发的免费船程与抵达后的立业帮助。1886年政策转以能自付船资、备有立业资金的家庭为主，例外国费援助仍有保留。国家在增加迁入和支付安置费之间作出选择，船程组织与家庭资力共同决定谁能登船。[R12、N202]

这些迁移究竟有多少人，现有材料只能追到几个节点。1883年以前，迁往阿穆尔的农户多经西伯利亚驿道分期出发；1883年以后，海路成为南乌苏里的主要通道之一，1886年的政策又要求移民自付船资。出发人数、抵达人数与中途返回者分属不同登记，缺少连续的分年序列；本书未取某一年的海运人数，也不用总数乘比例推算安置成效。

第一次可比的合计来自1897年普查：阿穆尔州、滨海州、萨哈林岛与雅库特州合计641,635人，其中雅库特州269,880人。[C229] 这个数字包含原有居民、驻军、流放者与移民后裔，不是移民人数；它提供的是十九世纪末边地社会的一个总量参照。此后到1917年，移民、季节劳工与跨境来人的增减，仍只有地方登记和年度报告可查。

外来劳工的规模同样难以计数。华人、朝鲜人和日本劳动者随季节进出，有的只在渔汛和建筑季停留，有的长期定居；帝国统计按臣民身份、宗教或居住地分类，同一个人一年内可能被记入不同类别。这些劳动力已进入港口、铁路、建筑与农业，可核的连续数字仍缺环。

份地标准与土地分配也需要分开看。1861年规则把土地与税役优惠写进条文，适用于阿穆尔与滨海地区；具体份地面积、发放办法与适用对象随地方和年份调整，条文与执行之间的差距，是安置费用难以估算的原因之一。[P07；R12]

迁来者来自帝国各省，族属和信仰也有差别。俄罗斯族、乌克兰人与白俄罗斯人，带来原乡的种植、建屋和互助习惯。统计中的同一移民类别，容纳着这些各有经验的家庭。熟悉寒冷农时的人，惯于另一种土壤作物的人，到达以后各自要调整耕作与生活办法。

迁来者带着原乡经验，仍要学习眼前的排水、霜期和作物安排。先到者、邻近居民和亲属网络，可以帮助新户寻找适合建屋的地点，取得种子，或在缺粮时暂借口粮。这样的互助跨越官府划定的理想移民类别：邻国耕作者所熟悉的地方生计，也会成为俄国新户赖以立足的知识。

土地附近的市场会改变安置结果。余粮卖出以后，家庭较容易取得盐、铁器和布匹；距离过远，运输费用可能吞去收益。参与交易既要有通路，也要有可售的余粮、运货畜力和临时开支。农户怎样把田地与集市接起来，便成为定居之后继续筹划的家计问题。

先来者与后到者的处境逐渐分化。便利地块先被占用，后来家庭可能走得更远，承担更多清理和运输费用。先到者凭积累的牲畜、信用和关系，也可能取得租佃与雇佣优势。移民社会就这样形成了内部高下：到达的早晚、携带的家产与可以求助的人，都可能改变一家人立业的速度和此后的经营。

有的家庭回流，有的改往城镇或别处，分地之后还要继续寻找合适生计。考夫曼记载，阿穆尔谷地一些地段先被哥萨克聚落占据，后来的农户转向结雅河和布列亚河流域。先占地与后迁入改变了各户的选址。留下多少人，既取决于农户筹划，也取决于国家把他们送到何处、当地还有什么可经营的土地。[N202]

土地归谁与谁在耕种

在帝国官员设想中，辽阔远东可以容纳大量移民。分到每一户时，水源、地势、交通与既有使用关系才显出具体约束。原有居民的渔猎、季节移动和共用地段，可能只见于口述和惯例。官府按固定农田和登记姓名认定土地时，这些使用方式便容易落出清册，被划作可以处分的空地。

国家重新测量、划分和登记，可以裁断旧争执，也会制造新争执。长期使用的地段可能划入移民安置范围，惯例中的权利须改用官府认可的文书证明。原有居民因而要为自己的居所、渔猎和季节通路另作交涉。所谓整饬土地，也包含一场由登记规则重新分配权利的过程。

齐豪斯研究阿穆尔土地关系，比较了朝鲜移民、江东居民和原住人群的处境。耕作要获得承认，须经过各自身份与管辖关系的规则。部分朝鲜移民通过成为俄国臣民取得较稳定的定居和用地地位；江东居民则依托条约保留的清方管辖，保障的兑现又取决于两国交涉与地方执法。[R04]

归化改变取得土地和居留的条件，迁移者也要顾及亲属、贸易与旧有联系。俄国身份可以同原来的生活网络并存；保留旧身份的人，则可能承担租约与居留变动的风险。官府用登记辨认臣属和忠诚，农户用这些选择安排一家人的土地、职业与往来，两套考虑在同一份手续中相遇。

租佃使土地登记与实际耕作分成两层。一块列在俄国臣民名下的地，可以由外国农户经营；持地者收租，耕作者投入劳力、工具与农时。官员登记土地归属，雇主计算收成和租金，实际农户则承担生产过程。几种关系叠在一起，才构成这块土地的经营。

租赁把有地而缺劳力的人，同有经验而缺持地资格的人接在一起，双方风险由各自身份分配。租约改变或行政收紧时，耕作者可能丢失多年投入；持地者通过转租取得收入，也可能把生产困难交给佃户。市场维持了耕作，原有权利差别又继续影响所得和风险。

外国居民长期租地，在一些官员眼中又成为领土安全问题。国家掌握疆界和名义管辖，地方生产依靠境外来人的劳动，两种关系在这里重叠。官府把租佃称作危险以后，城市和乡村仍要寻找粮食与劳力来源。一次排斥性的决定，因而会牵动本来正在运转的经营网络。

江东居民的例外尤其尖锐。他们住在俄方新取得的范围之内，依条约仍同清方官员保持管辖关系。土地争议涉及耕作、臣属和主权。俄方要求统一管辖，这项例外便日益成为官府眼中的障碍；居民援引旧有保障，又容易被视为妨碍整饬。政策对同一安排的态度变化，把长期居住的人推入新的危险。

邻国来的劳动者

中国、朝鲜和日本居民参与南部远东的种植、采金、运输、建筑、零售和服务，维持生产与城市生活。各群体的职业和家庭形态各异：有人携家定居，有人季节往返，有人长年做生意，家眷仍住在边境另一侧。他们把当地用工、消费与邻国村庄和市场连接起来。[R15、R10]

按季来做工的人，可以年年支持同一行业；把家庭留在故乡的商人，也可以长年维持货物与信用网络。这些流动者按农时、工程和市价安排往返。国家偏重常住、可征役的人口，雇主则需要在适当时候到来的劳力，迁来与留下因而各有条件和用途。

地方官可能一面抱怨外来人口过多，一面又怕工程缺工；雇主要求限制竞争，也会为保留熟练工请求例外。几项任务的利益在此冲突。劳动者须随政策松紧重新计算居留期限和收入，原先已经安排的农时、工约与返乡计划，也可能因此改变。

华人商人、农户、雇佣工人与临时谋生者，资本、关系与处境各异。把他们一概描述成一个向外扩张的民族力量，恰是当时许多恐惧性叙述最省事的办法。这样一来，雇主与工人的争议、官府与商人的交涉，都可以被改写成一个国家正在蚕食另一个国家。

国籍被当作危险凭据时，普通居民便可能被要求为国际冲突自证清白。昨天受雇运货、种菜的人，今天可能进入战时机关的驱逐名单。雇主掌握工钱与聘用，官府掌握居留与遣送；多年交易形成的信用所能提供的保护，也受驱逐权牵制。

朝鲜移民通过归化或保留原身份，形成各异的土地与居留地位。他们又因共同耕作、相近语言和亲属关系构成社群。一个人的文化联系、日常合作与法律身份，因而各有来路，也会随政策和家庭选择改变。归化手续改变法律资格，村庄与城市中的交往也持续塑造其生活位置。

日本居民使城市生活与俄日关系直接相接。商铺、服务、社团和母国联系，都有日常功能；战争到来，这些联系也可能被机关视为嫌疑。敌国居民的分类会迅速改变居留和经营条件，个人多年积累的信用，从此要在新的战时规则下重新求取承认。

家庭、商铺与季节劳动，使南部远东从形成之初便有跨境成分。国家机关和俄国新户依靠邻国劳动者、海外商路，地方官担忧的外来人口也在种粮、供货。战时限制人员往来，便会改变这些日常供应；官员要在警戒、用工与物价之间作出具体取舍。

军港旁的商店与关税

海参崴1860年设为俄国军事哨所，1871年被确定为主要军港。驻军、船员、建造和补给形成需求，把海岸城市同国家战略连在一起。军港的食物、材料和日用品，许多要靠腹地与海上贸易供应。使它持续运转，便要维持商人、船员、农户和港口劳动者共同组成的供给网络。[P14]

港口扩大，街道、仓库与商铺增多。军人、船员和工程承包带来购买力，商人取得订单，雇工领到工资。拨款停顿、部队调动或战争改变航路，也会冲击生意。国家支出于是进入城市的经营节奏，商号既要经营顾客，也要留心军政机关的订货与付款。

输入外国商品，是早期城市供应的重要来源。远离欧洲俄国使国内物资运费昂贵，海运进口在许多货物上更为合算。免税贸易帮助维持这种供应，也激起帝国经济与地方利益的争论。税则关系到消费者价格、商人利润和国内产品的销路，各方又借讨论关税争取代表本地利益的资格。

1907年的争论，把这种代表权之争摆到台前。一部分自称代表俄国商人的与会者要求取消免税制度；支持保留的一方，被指含有大量外国企业代表。双方围绕税则和谁能代表俄国地方利益相争，国籍语言成为争取政策的工具。图尔宾对这一争论的研究，也揭示了经济要求怎样借民族主义措辞表达。[A16]

关税争论把几种利益摆到一起。内地生产者希望远东买自己的货，地方消费者希望物价较低，进口商希望保留通路，俄国商人内部也各有竞争打算。各方借巩固边疆的名义提出方案，又争取按自身条件分担费用、取得收益。爱国措辞成了经济交涉的一部分。

军港还要解决取水、道路、住房与卫生。商店供应日用品，房屋与医疗另需持续支出，远处农户还要把粮食运进港口。商铺、菜地、装卸和家庭劳动共同维持城市，财政拨款承担其中一部分。港口贸易、市政建设与家庭开支，分别影响居民怎样生活。

海参崴朝向海上货源，阿穆尔沿江农业又有自己的运输和市场。港口消费者、进口商、内地生产者与远处农户，因而会从同一税则中承受各异的价格和运费。各方的经营依托各自通路，国界之内的利益争执，也由这些具体差别形成。

铁路穿过的国界

1897年乌苏里铁路投入运营，连接海参崴与哈巴罗夫斯克，港口同黑龙江流域有了铁路通道。欧洲俄国至太平洋的全程运输，还要接上其他线路、渡河设施与运营组织。沿线车站先成为转运节点，逐段建成的工程与车辆调度，再把这些节点接入横贯大陆的运输。[P08]

东清铁路经过中国东北，缩短了远东路线，也把俄国资本、护路武装和经营权带入中国。沿线出现雇佣、商贸和新聚落，公司持续同地方机关交涉权限。人们获得工作与经营机会，俄方也借公司权益扩展政治控制。铁路的地方收益与侵入中国主权的责任，都在这些行动中留下了记录。

铁路企业掌握经营和用地权，这些权限仍在中国主权范围内发生。俄国国家、公司与中国地方机关各自提出治安、征税和土地要求，强势的一方也可能越出原有权限。商人和雇员要在这些交涉中安排业务，规则常随现场力量与机关裁决变动。

铁路使俄国更深地牵入中国东北。以保护交通为由扩大武装活动，又增加了线外需要驻守和干预的地方。商业据点、护路力量和国家安全要求相互推展，原先有限的经营逐渐承担更大的政治目标，设施的保护也成为帝国继续进入的理由。

列车开动以后，煤源、机车维修、工钱和装卸地点便成为每天的经营事务。它们决定一条线路能承受多少运量、怎样配合军需与商贸。麻田雅文从燃料切入东清铁路，展示了地图上的钢轨怎样依靠矿山、市场和供应合同运转；铁路也因此同沿途的资源经营紧密相接。[R02]

军运优先可能排挤普通货运，农户也要按合适价格及时出售产品。铁路怎样分配车辆、安排装卸，会改变地方运费和供应。国家增加的运输能力，便通过这些调度决定，分别成为商机、等待和战争动员的负担。

车站之外的道路，决定干线便利能够到达哪里。近站地区较易形成集散和服务，更远村庄须靠畜力、季节道路与水运接续。同一条沿线上的村庄，到市场的实际距离因而有很大差别。铁路收益沿这些支路和转运点分布，站间的钢轨把运输接起来，各地仍要经营最后一段通路。

路基、桥梁、木料、装卸和维修，又组织起一批筑路者与铁路工人。有人随工段迁移，有人在站点留下，新的工资收入同事故、疾病和工程结束后的失业风险相伴。铁路带来发展机会，工人能否把机会变为稳定家计，还取决于雇用和安置条件。

1900年的驱逐与屠杀

1900年，中国北方战乱波及边境，海兰泡已出现流言与排华暴力，清军从对岸炮击又加剧恐慌。阿穆尔军事省长格里布斯基下令集中、驱逐当地华人，警察、军人和部分居民参与。许多人被赶入黑龙江淹死，途中又有杀害与抢掠。江东各屯居民也遭驱逐和致死暴力；其条约留居与管辖关系，同海兰泡城市华人有所不同。[R04、N203]

1910年《欧洲通报》据司法调查材料报道了驱逐变成屠杀的经过：押送队到达江边，以枪击、刀斧驱迫居民入江，渡水者靠泅游求生，大批人因而淹死。格里布斯基在调查中把自己的命令解释为遣送，实施方式交由警察办理。批准驱逐和组织渡运，是省长掌握的权力；直接杀害平民，是执行者做出的行为。两层责任都应追究；死亡总数与直接命令证据仍不完整，批准驱逐与组织渡运的责任仍可逐层追究。[N203]

事后省长、警察与军方的报告相互抵牾。船有多少，谁负责征集，谁应到场，成了卸责的争点。初报对死者含混其词，向高层解释时才逐渐增添细节。这些文字揭示了驱逐后的瞒报和自保，也留下批准驱逐、渡运失职与现场杀害的责任线索。省长须回答决定与组织的问题，开枪劈砍者须回答自己施行的暴力。[N205]

条约留居权要靠机关守约和危机中的实际保护维持。江东居民持有约文中的保障，面对的是要求集中管辖、随后动用武力的地方机关。土地与臣属争议，又使驱逐加速了原有安排的瓦解。昔日可以援引的例外，被执行机关停止遵守，居民便一并失去居所和申辩的依托。

海兰泡与江东的居民多年参加地方生产和城市经营。雇主缺工人，商店缺顾客，机关缺的却是“可驱逐的名单”。三样需要在同一条街上并行。市面上的依赖与行政掌握的居留权分开，前一日积累的信用，可能在后一日的命令中失去保护作用。国家暴力就这样摧毁了许多原本相互需要的地方关系。

据《欧洲通报》记载，调查最后以行政处分结案，主要责任人免职或受短期拘禁，处分远轻于大量平民死亡的后果。公开揭露使俄国社会听见了反对暴行的声音，受害家庭仍要为财产、家属和重新谋生寻找出路。官员的行政结案与居民的实际救济，是这场惨案延续下来的两项事务。[N203]

战争考验远东经营

日俄战争要求远东的交通、驻军和工业承担大规模作战。部队要在指定时间集中，军需须接上车站和港口，基地还要供舰队整修与行动。许多战前设施原为较小任务建设，战争骤增的需求使瓶颈尖锐起来。前线能持续投入多少兵力，因而受运输、仓储和供给组织制约。

彼得堡向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扩大行动，补给线随之延长。驻守、护路和港口经营各有直接理由，合在一起便增加防卫范围。目标不断增多，供应随之承压，前线更难承受长期大战。交通瓶颈、外交决裂和作战失误各有作用，又在战争进程中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俄国败战的背景。

维特推动融资和铁路建设，把经济影响同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地位连在一起。他留下具体设施，也使国家承担经营与保护责任。公司权益、线路安全与更大的政治控制，因而逐渐相接。评价其选择，要看当时接受了多大承诺、准备了多少手段，又怎样在交涉中使用这些权益；战败则使前期承诺的代价集中显现。

战争给地方带来军需订单，也占用车辆和劳力。商人可能靠采购增加收入，农户要重新安排运粮和耕作，雇工则随工程与军队调动谋生。有人获得新市场，有人丢失旧生意，还有人因敌国居民的分类而离开。需求增长与家庭损失，在同一场战争中分别落到这些人身上。

战争打断迁移，家庭出发与抵达都须服从航运、铁路和局势。战后重新招募时，先到者已经形成租佃、耕作与信用关系，后到者的分地要同这些使用办法衔接。新的安置计划进入的是正在经营的村庄和地块，原有居民的投入也要逐项处理。政策急于提高迁入数字，可能把这些事务留给地方和迁入家庭承担。[R11]

俄国失去旅顺等中国东北战略支点以后，海参崴的重要性上升。败战可能促使国家增加远东投入，加强沿线戒备，并鼓励俄国臣民定居。每一项安排仍要筹措实际供应；若排斥外来耕作者造成粮食和劳力短缺，驻军、工程和市面也要共同承受。军事开发的范围越大，用人和供给的选择越相互牵连。

1916年，哈巴罗夫斯克附近的阿穆尔铁路桥开放，经俄国境内连接远东的路线取得重要接续。部分运输由此可以改走本国线路，减少对中国东北铁路的依赖。工程人员与劳动者把桥梁和长距离线路接了起来，通车时的俄国也已卷入世界大战。新通路接入的是战时的全国交通，营运、维护与车辆调度都要在这一形势下安排。[A17]

革命以后，各方继续使用和争夺这些铁路设施。新线路增加了运输选择，帝国又深陷战争、财政和统治危机。桥梁的运转依靠线路接续、维护与调度，政权的存续牵涉战争和社会关系。设施能够传给后继者，修成它的国家也可能在另一场变局中瓦解。

走廊形成之后

到1917年前夕，黑龙江—乌苏里地区的机关、村庄、城市、港口和铁路，已构成比十九世纪中叶密集得多的联系。国家任务增多，居民谋生办法也增多。持续投入、迁入农户的劳动、原有居民的经营和邻国来人的技术与货物，一同形成了这条走廊的日常运转。

土地、入籍、服役与居留，越来越直接地进入日常生计。原来各自经营的居民，要按国家分类取得手续和承担义务。分地、雇工、交易与战争动员，都据此安排各人的位置。河流与界牌标出疆界，官府的登记和裁决又把边界带进家庭，一个人的身份也因此影响其居所与收入。

道路、港口和桥梁留着建设者的劳动，土地侵夺、驱逐与致死暴力也留下明确责任。帝国力量增长时，居民的保障仍按臣属、族别和地方机关的处置分出高下。

影像三 阿穆尔铁路桥施工

桥墩、钢梁和水上施工设施，把第四章的铁路接续还原为一项逐段完成的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