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海洋扩张与海疆变迁

到海边以后

抵达太平洋，给俄国打开一片新空间，也带来船队与港口的建设任务。船要有木材、铁件、绳索和熟练工匠，船员要带上食物，海岸据点要有供应。一件由西面运来的物品，可能经过河流、山路和港口多次转手。经营海洋的最初阶段，大量人力物力先要花在通向海岸的路上。

鄂霍次克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它通向堪察加与更东的海域，距离首都和内地物资来源遥远。大陆供应线漫长，运输又受季节约束。要把海岸位置变成远航能力，要先在这里造船、装载，建立船队能够反复使用的补给条件。一座港口朝向大洋的前景，就系在这些具体劳动上。

彼得一世时代推动的考察，使早期私人远行逐渐同海军和系统测量相接。白令奉命调查亚洲与美洲之间的关系。1728年，他从堪察加向北航行，通过后来以他命名的海峡；1741年，白令与奇里科夫的船只又抵达北美方向。白令在返程中病逝，幸存者带回地理知识与毛皮消息，吸引更多船只继续远航。[A06]

亚洲与美洲两边的居民，早在帝国舰船之前便认识各自海域。海军考察把部分地方知识、航行观察和测量汇入可以保存、比较的海图，供后来的船队使用。这些资料进入国家机关，便能服务于远航、交易与驻守。居民提供的消息被官员和船长编入图册，怎样用于国家航路与驻守，主要由相关机关决定。

海路给向东的活动添了风浪与失船的风险。陆地堡寨可以沿河连接，海岛之间的往来要等候天气、潮流和航期。一船毛皮的高额利润，可以吸引许多人跟进；同一片海上还有沉没或失踪的船只。成功者讲述财富，航海损失则留在欠债的商号、失去亲人的家庭和海上的遇难者身上。

堪察加与楚科奇的抵抗

白令航行时，堪察加正经历征服和地方反抗。俄方推进堡寨、贡赋和臣服登记，伊捷尔缅人的生活也承受着征敛压力。俄文旧记录常称他们为堪察达人。官府定额之外，征收者还会加索皮张和劳役，官员眼中的后方，居民每天都要付出粮食、运输和家计上的代价。

1731年反抗爆发后，俄方审讯俘虏的记录列出一年征取两三次贡赋、另索皮张、以妻儿抵押欠项和强征运输的控诉。运粮运物占去捕鱼备粮的时节，一次征发就可能影响全家的口食。文书称反抗者为叛徒，同时留下了他们对征敛的具体指控。反抗中俄人妇孺也遭杀害，平民在双方暴力中受苦。[A18]

帕夫卢茨基1731年在楚科奇地区远征，深入苔原并击败迎战者。行军靠科里亚克人和尤卡吉尔人提供驯鹿，也把地方族群间的冲突卷入帝国战争。他以惩罚、夺取驯鹿和扣留人质迫取臣服，把长途行军的本领用在军事征服上。远征队撤走之后，持续征税仍要有驻守和地方合作支持，其控制能力主要随队伍进退而伸缩。[A19]

楚科奇人的持续抵抗，使俄方付出高额用兵费用，所得服从又限于部分社群。官府逐渐转向谈判、赠礼和贸易，放宽贡赋与人质要求，1771年撤除阿纳德尔堡寨。1778年交涉取得部分头人承诺，主持官员又把一位头人的代表权扩大到更广范围。同僚随即追问：他究竟能约束多少人？中央据此接受的臣服报告，覆盖面超过地方实际。抵抗、贸易利益和社群冲突，共同促成了这项安排；其后治理仍要依靠逐处协商。[A20]

毛皮把岛链连在一起

十八世纪后半叶，俄国猎商沿岛链和北美海岸追逐海獭等海兽皮张。海兽分布影响船只去向，市场价格影响猎商愿担多大风险。亚洲市场、海岛猎场与帝国机关因此联系起来。在一些地方，猎场衰减和利润期待先把下一段海岸拉入视野，驻守与领土要求才随后跟进。

猎商依靠当地人认识风浪、寻找海兽、驾驶小艇和安排猎获。这些技能来自长期的海上生活，能够直接影响一船人能带回多少皮张。经营者为控制捕猎，会把猎手的家庭、居所和出行置于自己掌握之下。海上知识与技术由原住居民提供，劳动的时间和所得则越来越由猎商安排。

乌南甘人被迫迁往普里比洛夫群岛，从事海狗捕猎与加工，便是这种控制的具体表现。商人和行政者重新安排他们的生产与居所。科曼多尔群岛也接纳了从阿留申方向迁来的劳动者。迁移形成了跨岛的亲属联系和共同记忆，后来海峡划为国界，这些联系仍保存在岛民生活中。[A07]

暴力、疾病和被迫迁移改变了这些社群。皮张送往远处市场，经营者取得收入，猎手的出行、居所和家庭受到约束。一些劳动者还可能为维持口食发愁。对商号是收益的同一批猎获，对居民家庭可能意味着更多劳役、更远的迁徙，以及捕猎时间被占后的生活短缺。

乌纳拉斯卡居民曾向俄方机关控诉猎商，十八世纪末的相关文书后来收入俄美公司馆藏。他们援用国家主持公道的名义，请求约束经营者。控诉要经翻译传递，再由官员决定如何处理。由申诉到调查、处置和救济，每一步都受制于殖民地的权力关系。[A08]

国家需要商人提供收益和据点，失控的暴力又会使居民逃亡、生产崩溃。官府就此有了整顿虐待的理由。授予经营权、容许强制、再行约束，都是国家参与殖民经营的方式；经营者地位的保护与受害者的申诉，也一并交到这些机关手中。

俄美公司与殖民统治

舍利霍夫在1784年于科迪亚克建立据点，后来又争取国家授予独占经营权。1799年，俄美公司取得特许，将贸易、资源和殖民行政结合起来。董事会后来移到彼得堡，通过文书管理分散在遥远海岸与岛屿的事业。公司拥有商业账簿，也承担驻守、交涉和处置居民事务的政治职能。[A09；F102；F103]

这类安排节省了中央直接经营的部分费用。公司借国旗与特许排斥竞争者，国家借公司维持据点和影响。商业决定因而带着帝国行动的分量。经营平常归董事和地方经理安排，需要补贴、军舰支援或处理冲突后果时，公司与国家便要重新交涉费用和责任，远方经营的账目牵动首都。

巴拉诺夫主持经营，须寻找粮源、同外国商人周旋，也要维持海岸据点。1804年他返回锡特卡，公司武装得到军舰支援，以海上火力夺取当地立足之地。他留下的仓库和首府，显示了组织与经营的本领；建立这些设施的武力征服，也明确了他对当地居民负有的责任。[A09、A10]

东正教传教也参与了殖民社会的形成。教会、学校和文字工作为部分居民提供新的联系，有的教士会批评商人的虐待。宗教共同体还留下跨越后来政权变化的文化延续。它与公司和国家共享航路、据点及供应条件，教士约束某些虐待，也帮助新的宗教和社会秩序在岛上扎根。

岛上社会出现了多种身份。商人、船员、军官、教士、原住猎手与混合家庭，各有地位。俄国血统、宗教、教育和公司雇用关系，都可能改变一个人的机会。家庭依托这些关系争取职业、保护和生活位置，有些受支配者也担任翻译或经营中介。殖民社会的等级，也就此进入婚姻、谋生和日常交涉。

殖民地还要解决粮食供应。海獭皮能在远方换得高价，居民每天要吃的谷物和牲畜，则要靠生产或船运接续。列扎诺夫曾赴日本谋求通商，又到加利福尼亚寻找粮食来源。维持猎场、港口和定居，需要把毛皮收益换成按时运到的食物，也需要同掌握粮源的人长期交涉。[A09；F104]

锡特卡的争夺与交涉

1802年，特林吉特人摧毁了旧锡特卡的俄国据点。1804年巴拉诺夫返回，俄国军舰与公司武装参加争夺；特林吉特人依靠设防、地形和火器抵抗。双方各自安排攻守：俄方要恢复经营与驻守，居民要挡住重新进入的武装。[A10]

特林吉特人把堡垒设在浅水处，限制船炮接近，俄方的地面进攻也曾被击退。后来特林吉特人因军需等条件撤走，俄方才建立新阿尔汉格尔斯克。这座首府使公司取得行政与经营据点；周围的交通、交易与居民关系，仍要在战后逐项经营。占住堡垒和控制海湾之间，有许多须靠交涉才能接续的事务。

撤出据点以后，特林吉特人改变位置，继续影响交通和交易，俄国公司仍要同他们交涉。美国国家公园的相关叙述，还记录了战后的封锁与后来重返居所的行动。居民靠移动、交易和阻断通路，延续了战场以外的抵抗；殖民地的实际权力范围也随这些行动变化。

英国和美国商人给当地居民提供别的交易对象，商品和武器的供应也削弱了俄美公司的独占。居民可以借竞争争取价格和军需，经营者则要同更多对手周旋。海岸因而成为几股力量反复交涉的地方，社群的自主空间取决于这些力量的消长和自身组织。

锡特卡的争夺，使国力怎样转成现场优势显得具体。俄国拥有庞大的帝国资源，送到某一海湾的人手、粮食和舰船仍受航路制约。特林吉特人凭地理知识和社群联系，可以在失去阵地后继续限制对方。俄美公司的经营，正要在这样的局部力量关系中安排行动、补给和交涉。

阿拉斯加出售的得失

1867年，俄美签订转让条约，美国同意支付七百二十万美元，俄国退出北美殖民地。俄方交出殖民权利，换取约定价款。彼得堡当时面对的是已知的经营费用、驻军和航运任务，以及仍待查明的资源前景。出售的取舍，就发生在收益有待等待、费用要由当下承担的条件中。后来发现的资源，让阿拉斯加在后世显得更有价值；在1867年，费用要由当下承担，收益仍待等待。以今天的资源账回看，或以当时的费用账推演，都容易把这一选择说得过于确定。[A11]

俄国有保留殖民地、缩小经营范围和出售几种选择。保留可以等待资源与贸易改善，也要继续支付据点、补给和防守费用；缩小经营则以部分退让减轻负担。英国在北美的力量，使战争中被夺的风险进入计算，实际能否守住仍取决于驻军、航运和外交。出售让俄国取得确定价款，放弃了继续等待的机会。

交易双方还决定了什么权利可以转让。条约安排疆域、公共财产、教堂、驻军与居民身份，决定权掌握在俄美两国政府手里。当地诸社群以被转让土地上居民的身份进入文本。对俄国这是出售殖民权益，对美国这是取得领土，对居民则是外来统治者再次更换，家园的管辖由他人商定。

第三条把这种等级写进了居民权利。居民可以留居或在三年内返回俄国；公民权承诺适用于留居者中的一部分，文本称作“未开化部落”的人群则受美国制定的原住民法规约束。这项分类使政权交替后的居民继续处于各异的法律地位，管辖权的转让也带走了处理其生活的权力。

阿拉斯加出售与黑龙江、乌苏里方向的进取发生于相近时代，俄国的经营重心逐渐转向亚洲大陆沿海。大陆的粮源与河流交通，使新领地有了较近的接续。俄国在两岸分别作出取舍，大陆经营的成果还要靠港口、移民和持续供给形成。几场交涉的具体财政联系，另要由当时的预算与支付记录说明。

倘若俄国保留阿拉斯加，后来能凭资源变得更强吗？油矿与黄金要转成收入，要有资本、技术、工人和航运接续，防守费用又会占用所得。保留意味着继续承担这些条件，等待中还可能遭遇战争、财政困难或新的让步。俄国当时筹得多少资本、能维持多大船队，会直接影响开采进度与所得。

萨哈林的知识与争夺

俄国太平洋活动的另一端，通向萨哈林与千岛。岛屿、海峡、渔场和地方贸易，把原住人群、清朝东北关系、日本北方政策与俄国的进入连接起来。大陆与岛屿之间的货物和人员持续往来，海面既隔开陆地，也成为当地社会相互联系的通道。

萨哈林的尼夫赫、阿伊努等人群，有自己的往来与生计。外来政权进入以后，他们向各处交易，也受到征用与劳动限制。北海道官方展陈记载，松前藩建立据点后，逐渐开设渔场并使役阿伊努人。地方生活已有贸易、征发和支配关系，日俄竞争又把这些关系纳入新的驻守与边界安排。[A12]

间宫林藏在1808年至1809年调查萨哈林的水陆形势，早于涅维尔斯科伊的相关工作。十九世纪中叶，俄国海军又以调查取得航道和河口接近的知识，用于安排实际航行。当地居民的海域经验、两国先后开展的测量，在各自的知识系统中发挥作用；俄国调查的价值，主要在于让其海军掌握可用通路。

对于日本而言，俄国南下使北方防务与地理调查更为急迫；对于俄国而言，日本的活动又成为加紧驻守的理由。双方都可以把自己的进入解释成防止对方先占。彼此引为威胁，常会推动本来尚有余地的地方关系迅速变硬。到后来，居民在两个机关之间维持往来的办法，便越来越难得到国家认可。

用苦役经营一座岛

俄国对萨哈林的经营，采用了苦役与流放制度。国家把被判罪者的劳动用于开采、建设和定居，刑罚与殖民因而结合。刑期之后的家庭、土地与谋生，又成为所谓殖民成功的条件。迁入由刑罚决定，行止、役期和定居资格掌握在官府手里，一个人须依照这些安排经营余生。

契诃夫1890年前往萨哈林，调查居民和苦役生活。他走访犯人、流放者与家属，记录岛上的房屋、耕地、官府、病人和孩子，也记录被迫依附他人谋生的妇女。工程所用的劳力，在这些记载中有了病痛、家庭和个人愿望。刑罚用于建设的代价，就落在这些人的身体与生活之中。[A13]

契诃夫见到许多劳动年龄的居民，修路建城也在继续，岛上贫困仍然深重。强制集中人手，使一些工程得以兴办，劳动者又可能在工程旁忍饥受辱。建设留下设施，经营者取得产出，囚犯和流放者承担劳动与健康损失。谁受益、谁支付费用、谁受刑罚，可以在同一座岛上分别落到几种人身上。

契诃夫在第十七章记下，原配同意、档案齐备与办事费用，决定流放者何时能同现有伴侣正式结婚。许多人共同生活多年，婚事仍被手续搁置。以家庭定居的殖民设想，就陷在这些日常规章之中。[N204]

农业报告同样受制于居民与官署的关系。有人凭纬度和岛上植物断言可以大兴农业，有人凭一次坏天气便宣告土地无望；农户担心失去救济，可能少报收成，较富裕者则随官员的口风夸大或贬低成果。契诃夫把这些差异写在一起，显示所谓农业失败或成功，常已混入汇报者的利害。

1890年，契诃夫听到总督、岛长和各区长官承认农业殖民失败，主张另给居民谋生收入；他记下的当年岛令，又把农务成功的希望列为流放定居者转入农民身份的条件。长官的意见与现行规章在这里相互抵牾。第十八章记下这种抵牾，他写道：“这种矛盾的心理，实在无法理解。”（第十八章，自译）居民要取得身份上的出路，仍要按旧令经营农务，口头改良建议同他们的日常处境相距甚远。[N204]

管理者中有改良愿望，也有分歧，契诃夫所见的总督便批评过旧办法。农民身份、救济与耕作成效系在一起，转业因而牵动居民的身份和保障。个别官员愿意听取意见，可以缓解某些痛苦；要开辟较稳定的谋生道路，还要改动身份晋转、救济和出行的规则。

萨哈林流放兼负惩罚、劳动和定居任务。国家把人送到岛上，要求他们在刑罚身份中经营土地与家庭；1890年岛令仍把身份晋转系在农务成效上。萨哈林将居所、身份与资源劳动结合在同一套规则中。苏联营地将在另一套组织和政治目标下，运用强制迁移和劳动取得资源。

海疆条约与战争留下的边界

1855年《日俄和亲通好条约》把千岛分界放在择捉岛与得抚岛之间，萨哈林的疆界留待商定。1875年《圣彼得堡条约》中，日本放弃萨哈林权利，俄国将当时持有、自得抚至占守的千岛诸岛交给日本。1905年日俄战争后，《朴茨茅斯条约》以北纬五十度分界，萨哈林南部归日本。海疆多次变动，居民去留随之重新安排。几次安排各自处理当时的范围，先后之间有条件之差；后来的归属关系，难以直接套回此前的状态。[A14]

渔场、航道、驻防和外交关系，都进入海岛交换的计算。国家用较明确的边界整理彼此纠缠的权利，为管辖提供依据。原本跨岛居住、捕猎和交易的人，也因此被分置在新国界两侧。国家划定范围的便利，具体转成了家庭迁徙、劳动与往返路线的重新安排。

1945年苏联对日作战后，控制南萨哈林与千岛，战时大国的战后安排也为其行动提供了外交依据。苏联强调战争结果和相关国际文件，日本则对择捉、国后、色丹、齿舞的归属及文件适用提出各自主张。实际管辖留在苏方，争议延续到法律解释、外交谈判与战后居民安排之中。

1956年日苏共同宣言结束战争状态、恢复邦交。苏方同意在缔结和平条约后向日本移交齿舞、色丹。两国先恢复正常交往，再继续交涉和平条约与领土问题；移交条件又把两项事务留给后续谈判处理。[A15]

日俄两国在岛屿归属之外，还各自处理撤离者、迁入者和留下者的生活。原住人群的跨岛联系，则越来越受新的管辖机关限制。边界在各次议约与战争之后改变，居民得以往来的地方，也随之缩小或重新安排。

从白令远航到俄美公司，北太平洋一度把俄国引向亚洲大陆以外；阿拉斯加出售以后，其经营重心转向亚洲沿岸与较近的岛链。萨哈林与千岛此后仍反复易手，海疆竞争继续围绕航路、渔场和据点展开。这些海上位置，需要大陆交通、港口与经常供应来支撑。

影像二 伯力囚犯宿舍外

这幅伯力照片与第三章的萨哈林调查相互参照，呈现同一时代边地的刑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