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大陆东扩与陆上疆界

沿河而来的帝国

俄国抵达太平洋，走的是河道与陆路交替衔接的道路。来人逆流而上，在分水岭附近把船、货物和武器搬过陆地，再转入另一水系。向东的路线有许多曲折，有时先向北，有时折向南。后世地图上连续的国土，在当时人的脚下，是一段段需要重新寻找的通路。每过一个分水岭，关于食物、居民和下一条河的消息，都可能比来自首都的命令更有用。

毛皮是牵动这场远行的重要利益。轻而昂贵的商品，适合通过漫长交通线送往市场。猎人自己捕获，也向当地人收买，还以贡赋名义索取。私人逐利和国家征服从很早便缠在一起：商人需要武装保护，服役人员需要粮食和额外收入，朝廷希望得到贡物与新臣民。这些要求促使各方合办远征；到了分配战利品、交纳贡赋和承担亏损的时候，各自的利益又会生出争执。

这种合作使扩张具有弹性。河口可以先由小队占据，取得贡物以后再请求上级承认，莫斯科因而能够借用先行者的人力推进势力。地方长官借此扩大辖区，先行者也借国家名义排斥竞争者。朝廷得到消息时，战斗和征收往往已经发生。追认把一次冒险变成国家事业，也使越权者看见邀功的机会。

雅库茨克在1632年建立，逐渐成为勒拿河流域的重要据点。由此可以向北进入北冰洋沿岸，向东寻找河流，也可以越山南下黑龙江。征收、武装、储藏、审理与文书在这里聚集，为远行者提供补给；各处消息又经它送向更西面的机关。城寨、运输和文书形成网络，后来的远东便先在这样的据点之间显出轮廓。[A01]

堡寨的控制范围随着季节、食物和当地合作关系伸缩。一处据点可以向外派出收贡队，保护被索贡者和维持次年驻守，还要另有兵员与粮源。占领一座村寨以后，这些需要很快便会来到守军面前。帝国扩张常走在日常治理之前。后来在黑龙江遇见清朝时，漫长补给线与薄弱驻守，便直接影响俄队的战斗和谈判。

俄国东来的早期历史里，确有出色的行旅才能。严寒、急流和疾病，使远征队依靠沿途居民提供食物、向导和渡运知识。新到者在文书里记下河流与猎场，所留姓名多属于远征首领。后来以首领命名城市的纪念方式，又把功绩集中在这些人身上；提供粮食、承受征收的家庭，则留在其行程背后。

远行的胆识与征收的残酷，常在同一人身上。朝廷需要贡赋，边地人员需要收入，受害者的申诉又须经过遥远的衙门。惩办一个贪横的首领，可以纠正个别暴行；持续索取的利益还在，下一支队伍便仍有动用强制的诱因。

贡赋与人质

俄文材料中的亚萨克，通常指以毛皮等形式缴纳的贡赋。收贡者把它记作收入，也记作臣服沙皇的表示。居民可能以一次给付换取眼前安全，或维持交易。双方赋予同一行为的后果因而有很大距离：俄方在文书中确立长期臣属，当地人仍可能按季节、武力和生计重新选择。

收贡需要找到人，也需要保证下一次来访时仍能索取。人质制度便为此服务。被扣押者常与首领或家庭有密切关系，其安全成为贡物到位的保证。征收者用少量兵力扣住几个人，便可向整个社群施压。对居民而言，一户家人的生命被交到征收者手里，给付贡物就此带上了直接的胁迫。

当地首领有人同外来机关合作，借其武器和承认加强地位；有人在相邻势力之间周旋，也有人迁走居民，组织抵抗。一次给付可能换取暂时安全，一次携众迁离也可能一并躲避几个征收者。俄方文书把这些选择归为归顺或叛乱，兵力、亲属与贸易关系则持续影响社群下一步的行动。

俄国地方长官既要征贡驻防，也要应付服役人员的不满、欠饷和补给困难。莫斯科可以任免官员、受理请愿，一份报告和裁断往返所需的时间很长。收贡队往往早已进入村落。受害家庭要先应付眼前的索取，等待远方追究；远方的追究通常发生在暴行和家庭损失之后。

收贡队人数有限，扣留人质、扶植中介和惩罚拒贡村落，便成为少量武装控制较大范围的办法。一次暴力行动可能迫使邻近社群给付，也会促成逃亡和报复。以少量驻守索取持续收入的安排，给胁迫留下了制度诱因。各次攻击的直接缘由，则要从当时的命令、粮情和交涉中分别辨认。

这种办法还会伤害征收者想要取得的利益。居民逃离，贡物与食物随之减少；聚落被毁，下一次征发便更困难。地方首领如果独占短期所得，把补给损失交给国库和后来者，就仍可能继续劫掠。毛皮流向国家，维持猎场和村落的代价则落在地方。收入与破坏可以在同一次行动中出现。

贸易、贡赋、堡寨和地方官，在这样的边地互相支撑，又不断冲突。商人希望保持货源，服役者急于取得一季收入，居民则要保住来年生计。先行者可以先取得战利品，再把长期征收交给后继机关；这种分配容易使扩张伴随供应破坏。德米特里申的研究揭示了国家与私人活动交错的格局。[A01]

黑龙江的粮食与反抗

十七世纪中叶，毛皮、粮食与沿江聚落，把东来的队伍吸引到黑龙江。相对许多更北的地区，这里部分沿江社会已有农业和集中居住的村庄。远征者把它们看作征收对象，也看作可以支持继续行动的供应地。索粮与驻守就这样直接进入居民的房屋、耕地和粮仓，触及流域原有的政治联系。

波雅尔科夫在1643年开始的远行和哈巴罗夫在1649年至1653年间的行动，把俄国武装更深地带进这一流域。对他们来说，黑龙江提供了一条延伸到海的通道。对沿江居民来说，武装队伍进入的是自己的房屋、耕地和粮仓，随之而来的是索粮、收贡与战争。争夺落到这些已有生计和主人使用的地方。

哈巴罗夫以武装进入沿江聚落，索取粮食和贡物，遇到抵抗便继续攻打。他组织远行、建置据点的本领，正用在这一连串侵夺之中。后来以他命名的城市，使他成为东扩的象征。这份纪念背后，有沿江家庭失去粮仓和亲人的经历；他的开拓功业，也带着为取得供应而反复使用暴力的责任。[A01]

远征首领、队员与地方机关之间，常为指挥和收益争执。上级需要成果，也要防范先行者擅权；当事人则以新土地和新贡赋说明自己的功劳。失败和伤亡可能在层层报告中被改写。奏报、申辩和功绩簿既记录行动，也为首领争取奖赏、减轻追究服务。

达斡尔等沿江人群可以迎战，也可以迁离、转移粮食、向既有政权求援或拒绝合作。这些行动都在改变入侵者的处境。堡寨中的枪炮发挥威力，要靠向导与食物补给；居民带走粮食，俄队便可能陷入饥饿与孤立。来人关于缺粮、道路受阻和索贡困难的抱怨，也留下了当地人行动的痕迹。

清朝力量的介入，又改变了俄队在黑龙江面对的局势。清朝在东北的统治有形成过程，力量分布也有远近强弱；它与流域人群的贡赋、臣属联系早已存在。俄队所见的驻军疏密，清方所据的居民与臣属关系，是两种衡量政治归属的尺度。双方从各自尺度提出主张，原有摩擦遂成为帝国间的冲突。

在分散聚落之间，火器和堡寨曾使少量武装占到优势。清朝介入以后，对手能够从更广范围集结水陆兵力，俄队缺粮和补给困难遂变得更加严重。黑龙江的争夺有时停顿，有时再起，既受两方军事投入支配，也取决于居民迁移和粮源变化。后来达成的边界，经过了这一连串有进有退的斗争。

雅克萨与尼布楚

雅克萨的争夺，使粮食、堡垒和长途供应的关系尤其清楚。俄国在这里建立据点，清军力图拔除这一支点。1685年清军进攻，俄方撤出；待清军离去以后，俄人又返回驻守。吉林地方编年材料保存了清方水陆并进的部署与俄方重返的记载。一次攻守之后，双方又进入新的相持。兵力与损失的数字在清方编年与俄方文书中互有出入，本书只取攻守过程。[A02]

雅克萨的攻守受粮食、疾病、航路和冬季共同支配。堡寨可以整修，守军能守多久，要看这些条件怎样配合；清军远征也有自己的供给负担。双方既争据点，又在估量对方还能投入多少。战场形势与继续作战的费用，逐渐给谈判准备了条件。

康熙朝在黑龙江整顿驻防，组织水陆攻势，以军事行动取得谈判条件。俄方1685年撤出后又重返雅克萨，清廷继续投入兵力和供应。康熙在这件事上的作为，是由中央持续承担边防事务，并以议约收束代价日增的争夺。他所关切的王朝安全、臣属和通路，也构成了此后划界的政治依据。[A02、A03]

1689年的尼布楚谈判，由清方索额图等人与俄方戈洛文等人进行。文本以河流、山岭和水系分界，规定拆毁雅克萨、迁出俄方居民，并处理逃人与持凭贸易。靠近海的一部分范围，留待双方继续查明。确定的界段与待议地带共同构成这项妥协，也记录着当时双方地理知识所及的范围。后来的地图若把待议部分画成已定边界，就等于替当时写下了没有的结论。[A03]

条约还区分小股越界者与较大武装群体，分别规定处置办法。狩猎、逃亡、贸易和抢掠，都可能引起越界。两国要求各自官署约束地方冒险者，防止私自行事引发新的战争。

尼布楚条约为持凭贸易提供了依据。俄国停止在黑龙江某些地方推进，商人仍可凭证进入中国境内交易。此后一百多年，两国关系中有持续的交涉、贸易与知识往来。边境和平使这些事务有了较稳定的条件，也使双方能够把争执诉诸条约和机关处理。

尼布楚议约缓解了清朝黑龙江方向的压力，使俄方停止维持雅克萨，并以河流、山岭确定双方各自的范围。除待议地段外，双方可以反复援引这些边界；贸易与逃人条款则约束后续交往。继续交战的可能，于是转成一项共同遵守的安排。

条约许签约以前已在对方境内的臣民留居，要求交还此后越界的逃人。和平减少了战争危险，也让两个政权更能约束人员流动。对希望摆脱原管辖的家庭而言，越界后的选择受到了新的限制；条约保障国家秩序的作用，也因此进入个人生活。

海路压力与重返黑龙江

十九世纪中叶的形势，与尼布楚时代已大不相同。俄国在太平洋沿岸有了更多活动，海军、商人和殖民机关都更加关心海上的竞争。欧洲战争可以越过大洋，英国和法国的舰队也能来到堪察加。彼得堡看待远东时，开始更急切地追问：沿海据点怎样得到人员、粮食和军需，旧有通路够不够用？

黑龙江重新进入国家战略。从外贝加尔沿水而下，河口与沿海可以接成一条供应路线。它须应付河道封冻、河口浅滩，并把货物送到适合停泊的港湾。旧有通路的多次装卸和转运，为军政长官比较新路线提供了参照；横贯广大流域的河道，因而被寄予连接腹地与海岸的期望。

穆拉维约夫担任东西伯利亚总督以后，将原有设想推进为航行、驻守和交涉的连续行动。他争取君主支持，把黑龙江说成供应太平洋沿岸的通路；俄方的谈判要求，又以沿岸已有俄人居住作为改界理由。先行进入与外交主张于是互相加强。他确有把分散活动组织成一项政策的能力，这项能力服务的目标，则是改变清俄边界。[A04、N201]

涅维尔斯科伊在黑龙江口和萨哈林周边的调查，提供了重要航道知识。他在1850年建立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超出上级原有的谨慎要求，后来得到穆拉维约夫支持。俄国纪念叙述称颂他的果断，这一行动也显出越权与追认的连锁：地方先建哨，中央随后面对一处已经驻人的据点，守撤和外交都要由此重新计算。[A04]

黑龙江下游居民与清方长期存在联系。清廷1858年的寄谕，以左岸打牲人、屯户早于俄人居住为据，反驳俄方改界要求。这些居民的贡赋和臣属关系，是清方主张的基础。俄方以航行和建哨推进本国管辖，选择把清方的地方联系置于扩张要求之下。[N201]

克里米亚战争给远东争夺添上了紧迫性。1854年，英法舰队袭击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俄军守住当地。守港以后，沿岸仍要补充兵员、粮食与军需，还要防备舰队转攻别处。海上竞争把分散据点的供应问题推到俄国政府面前，黑龙江作为大陆腹地通向海岸的水道，也因此获得更高的战略价值。[A05]

俄国当时可以增援原有港口、改善旧路，也可以继续勘界交涉，各条道路所需的费用和时间各异。穆拉维约夫选择以战争压力推动沿江进入，涅维尔斯科伊以建哨把这种进入固定下来。两人的行动使改界逐步成为俄方能够兑现的要求；其结果，经过了君主支持、地方推进与对清交涉的连续配合。

两次条约与清廷的失算

1858年《瑷珲条约》规定黑龙江左岸归属，将乌苏里江至海之间地区列为两国共管。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再规定乌苏里江以东至海的边界。两次签约前后相继：前约留下的待定安排，成为俄国下一轮外交继续争取的对象。[P06、P01]

清朝内战与英法军事压力，为俄国议约提供了机会。清方地方官面对的，是俄方已经推进的航行、驻守和定居；朝廷又正为内地和沿海用兵筹措粮饷。俄国借助这一力量悬殊的局势，以沿江既成事实和外交要求相配合，取得巨大的领土利益。谈判桌上的成败，已有军事与财政条件作为前提。

奕山签约前，清廷命他恪守旧约、保留黑龙江左岸。咸丰八年的寄谕指出俄方借地理争议另求通海道路，拒绝迁走左岸居民，并要求查报有关岭名、河名。朝廷已有警觉，边臣可用的兵力、补给和中央援助，同守住旧界的目标相距甚远。奕山须为接受改界负责，朝廷也要为支援和应变部署的不足负责。[N201、N206]

奕山的奏报列出他解释让步的理由：内地战事未平、军饷支绌，吉林与黑龙江两省兵丁尚有出征者。他曾要求删去俄方文书的“以河为界”，争取只准空地存居和沿江行船；俄方坚持原文，并以驱逐左岸屯户相威胁。五月，朝廷将准予存居称为从权办理。谕奏中的权宜解释与俄方约文的疆界安排，在同一次交涉中出现。奏报留下了争执，也带着边臣减轻签约责任的目的。[N206]

清廷对东北的禁限、驻防和人口管理，长期服务于王朝秩序；面对俄方航行和驻守的增加，这套安排显出调动迟缓、补给薄弱。咸丰年间内战、沿海危机与财政压力相互叠加。沿江人口能转成守御力量，要有兵员、船只和粮饷支持。清廷的失算正在警觉与部署之间：地方报告和中央训令相继往返，足以应变的支援始终紧缺。

1860年，伊格纳季耶夫利用清廷与英法之间的危局，扩大俄国外交所得。他以可以提供帮助的姿态出现，又把帮助同本国要求联系，是一个善用局势而冷酷的机会主义者。他的外交本领用来把别国危难转成俄国领土收益，也使他成为侵略政策卓有成效的执行者。

若清廷较早容许沿江移民，局势会怎样改变？村庄可能增加粮源，也会带来征发、护民和赈济的需要。移民愿意留下、驻军能够保护、中央持续供给，这几项条件合在一起，可能增加俄方推进的代价。它们要求朝廷在内战和沿海危机之间另作资源分配。较早经营的反事实，所要设想的是这样一套配套选择。

条约还为部分居民保留了例外。黑龙江左岸结雅河以南至豁尔莫勒津屯一带居民的留居和原有管辖关系，被写进约文，贸易也有相应安排。这些条文保存了原有社会的一部分联系。此后土地归属、臣属身份和实际保障的争端，又把居民带回两国机关之间。[P06]

新领土的治理与供给

到1860年，俄国在东北亚大陆的地位发生重大变化。黑龙江下游与乌苏里江以东沿海的结合，为港口、驻军和移民提供了新的空间。过去由北方沿岸艰难维持的活动，现在可以尝试同河流腹地相连。俄国远东的南部重心，正是在这场变化中形成。

领土所得要求持续支付费用。沿江哨所要兵，移民要口粮，船要修，官府还要断案。四件事都要钱，钱从上游来。彼得堡在地图上计算战略位置，迁来的家庭先要筹划过冬。国家声望增加以后，怎样把兵员、粮食和日用品按时送到各处，才成为日常经营的中心。

黑龙江下游与乌苏里江以东沿海的交通，仍要靠留守者种粮、船员修船、地方官处理居民事务来维持。哈巴罗夫时代的征收、尼布楚确立的约束与穆拉维约夫造成的新局面，留下的是需要常年维持的行政、补给与边务。条约文本写下范围，村庄、哨所、卡伦与商路才逐年把它变成可执行的边界；这一层在定居、铁路与城市兴起以后才逐渐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