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革命 战争与计划开发

1917年以后，旧国家解体在远东留下了权力空缺。沿铁路分布的城市、掌握武器的部队、占有土地的村庄和靠海吃饭的港口，各自寻找可以依靠的权威。几年前还为帝国输送移民与军需的交通线，如今成了争夺政权的走廊。控制车站、支付军饷、让粮食继续进城，成为把宣言变成统治的实际条件。

苏维埃时代逐渐改变了远东开发的性质。国家把工厂、矿山、军队、劳动力和生活供给纳入严密组织，获得了更强的动员能力，也把居民命运系在少数机关的决定上。科雷马的矿工、共青城的青年与被迁离故居的朝鲜人，承担着这个制度很不相同的后果。

沿铁路线展开的内战

帝国崩溃以后，地方社会仍靠农民收获、商人兑付和铁路工人开车维持。革命机关、旧军官、地方自治组织和各派武装都索取粮食、运输与服从，政治选择便落到这些日常关系之中：这一季粮食交给谁，手中的货币还能换到什么，家里的马匹是否会被征走。

远东通向太平洋，外国军队可以从海上登陆；西面的政局变化，又沿横贯大陆的铁路传来。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沿线行动、各国干涉军进入西伯利亚以及白军政权的兴衰，使铁路兼担撤离、进军和控制地方的任务。干涉者各谋其长远利益，俄国各派也有自己的地盘和目标。“反布尔什维克阵营”在共同作战之外，还包含了持续的猜疑与争夺。

日本出兵的规模、持续时间和沿海利益，使它成为当地最有分量的外来力量。援助盟国、保护侨民和维护秩序，是出兵时宣示的理由；扶持地方势力、保住沿海影响，则逐渐成为延长驻军的实际利益。地方势力依靠驻军，驻军又借地方局势要求留下，临时干涉于是拖成占领。东京政府与现场军人各作打算，居民持续承担军费、征用和暴力。

白军维持财产与秩序的号召，要靠军纪、给养和地方支持兑现。地方军人宣布恢复国家，又纵兵征敛，便在消耗自己声称代表的社会。哥萨克头领和军政强人的权势，常集中于铁路枢纽或某一片地区；离开其控制区，税源与服从迅速减少。外国援助能够支撑一段战线，军队长期生存所需的征收和信用，仍取决于地方。

红色游击队同样负有杀戮责任。内战中，对手被迅速划为必须消灭的敌人，俘虏、平民和战斗人员的界限受到破坏。1920年庙街的杀戮，是这一恶化过程极沉痛的一例。日本随后借此继续控制北萨哈林，受害者的死亡又成为延长占领的政治理由。当地武装须为滥杀负责，日本政府须为借题扩张负责，两项责任各有明确对象。[B201]

政权频繁更换，使居民难以安排未来。商人不敢长期赊贷，农户难以估量征收，港口修复会被新的军事行动打断。战争毁坏了桥梁和房屋，也毁坏信用。统一机关之所以有吸引力，一个原因正在这里：经历数年争夺的人，盼望明年可以照常播种和开店。

列宁的退让与远东共和国

1920年成立的远东共和国，为这场僵局提供了缓冲。它在形式上保持独立，采用与苏维埃俄国有所不同的制度，实际通过党组织和军队同布尔什维克领导保持紧密联系。独立形式给对日交涉留出距离，使刚从欧洲战场挣扎出来的苏俄有时间处理撤兵与边地统一。外在制度与实际影响之间的这层距离，成了可以运用的政治工具。

列宁支持这项安排，接受边疆暂缓苏维埃化的代价。欧洲俄国尚在战争和恢复的重压之下，日本握有海上运输与沿海驻军的优势，立即统一须付出高昂的军事费用。共和国的独立形式给撤兵交涉留出余地，布尔什维克通过党组织和人民革命军保持影响。列宁以暂缓统一换取时间，成败仍有待战场、外交和地方势力的变化。

共和国的生存依赖军事形势和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支持，地方前途也始终受莫斯科决策牵动。缓冲作用消退以后，维持独立的政治余地随之缩小。

1922年10月25日，人民革命军进入海参崴；三个星期后，11月15日，远东共和国正式并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日本撤离大陆，缓冲安排的军事理由减弱，莫斯科取得实行合并的条件。北萨哈林的撤军，则延至1925年的日苏交涉。[B202；M17]

日本继续驻军的代价、国际环境的约束、白军的政治失败，以及红军和地方游击力量的积累，共同促成苏维埃的胜利。缓冲共和国维持了交涉渠道，为苏俄争得时间；地方政治也受制于莫斯科与东京的力量变化。1920年选择立即统一，还要承担同日军直接交战的风险。列宁的退让，是在这些条件下作出的权衡。

战争结束，逃离者、阵亡者和被毁聚落已使地方社会断裂。新机关还要恢复运输、安排土地和供给。谁来统治有了答案，怎样使人生活仍待解决。

从恢复交换到改造乡村

战后的恢复要靠交换。牲畜、种子与日用品，须经农户生产、私人贸易和地方运输重新聚集。新经济政策给这些活动留下空间，使饱受战争摧残的社会恢复一些自行周转的能力。远东的距离又加强了这种需要：国家机关远在上级，村庄与邻近城市的日常交易，则要按农时和生活节奏不断接续。

1929年的中东铁路冲突，使政治目标同现实能力发生一次尖锐碰撞。张学良方面接管铁路管理权，苏方随后动武，东北军战败。1929年12月的伯力议定书恢复了冲突前的铁路安排，并规定恢复边境和平及撤军。中方收回权利的要求有其历史根据，决策者在力量判断上严重失算。苏联一面批评旧帝国主义，一面以军事压力维护本国在华铁路利益；帝俄留下的战略牵系，在新国号下继续发生作用。[B210；M16]

1916年建成的俄境路线，给远东运输增加了选择，跨中国东北的铁路仍保有重要的交通和经济联系。美国驻华公使1929年的报告，将中东铁路视为苏方连接海参崴的重要依托。这一当时人的判断，映出了战间期远东安全同中国东北运输网络的紧密关系。

恢复交换期间，粮食、土地、合作社和对外贸易仍处于重新组织之中。新的机关试图深入过去管理较为疏松的社会，居民则从税收、征购和办事方式判断新政权。大规模集体化使这场改造骤然加速。

乡村的重组随之转向更强硬的道路。国家把农户纳入便于统计、征收和安排生产的组织，并排除所谓阶级敌人。富农、中农和贫农的分类，给机关提供了处分依据。一户家庭此前积累的牲畜、工具与地方声望，都可能被改写成政治问题；村内复杂的劳动、亲属与信用关系，则被压进几项身份。

远东农业受气候和市场距离制约。长途运输需要畜力，成年劳动力较多也有利于维持余粮，这些条件都可能形成农户之间的财产差别。官方以财产判定政治立场，征收和驱逐遂可能伤及熟悉农事、能够维持生产的家庭。加强供给与控制的政策，也因此带着破坏地方生产组织的风险。

集体化使分类带上强制迁移和刑罚的权力。征收目标与政治身份相连，承认农时、运力或产量短缺，也可能招致政治追究。地方干部因此有隐瞒困难、归咎“敌人”的诱因。各地减产中驱逐、天气和管理失误所占分量，要由当地记录辨明。中央负责建立分类惩罚的制度，地方执行者负责扩大打击和隐匿实情的具体行为。

这一转折也改变了边疆开发的用人方式。招募、学校分配、组织动员、刑罚与强制迁移，共同进入人口配置。[B213]国家开始更广泛地决定谁被送来、谁须留下、谁被迁走。同一工程里，有人怀抱理想，有人为了工资，有人身受囚禁；进入和退出的权利，使建设者各有不同处境。

1930年关于红军复员人员迁入远东的秘密报告，记下了安置的窘迫。地方要让他们进入集体农庄，资金到达时建筑季节已近尾声，木料中还有腐烂到只宜烧火的部分；铁路少给车辆，技术人员迟到，迁入者只得挤在临时住所。务农和巩固边疆的任务已经下达，房屋与口粮仍待筹办。[B211]

报告还记下，一列移民列车抵达哈巴罗夫斯克，因接收机关食物筹备落空而停留，直到目的地发来已备住处和食品的电报才继续前行。迁入者借此要求机关兑现承诺。1931年红军政治部的另一份报告，仍在批评招募、发送和接收脱节。款项迟拨、材料腐坏、到人而接收地失于准备，显示失约发生在组织的几个具体环节。[B212]

共青城的工厂与青年

阿穆尔河畔共青城，是苏联远东工业建设最有象征性的地点之一。1932年建设者抵达，城市以造船和航空工业为重要基础，共青团动员给它留下“青年之城”的鲜明记忆。此前当地已有村庄和原住居民，工业城市接在早先的地方生活之上，后来宏大的开拓故事常把这一层历史挤到叙述之外。[B203]

把大厂放在远东，既有开发地区的目的，也有国防考虑。边疆如果每一艘舰船、每一个重要部件都要从欧洲俄国运来，国家便始终受制于漫长交通。造船厂与航空厂的意义，是让远东获得一部分维修和制造能力，使驻军与地方工业形成较为紧密的联系。工厂先于充分成熟的市场而建立，城市也随着生产和行政安排成长。

这种选址把困难推到建设现场。人群由船送到河岸，住宅、取暖、食堂、医院与道路则须从头筹办，同厂房争夺人力和材料。生产机关催促机器运转，居民忙于过冬和孩子入学。共青城地方档案保存的建设与战争记忆，记下简陋居住、疾病、副食品劳动和儿童承担的任务，工业化的日常代价有了具体面目。

青年人的热情有其真实来由。有人相信自己在建设新的国家，愿意远行和忍受艰苦；同伴关系、技术学习和城市身份，也给他们带来新的道路。他们选择出发时怀有期待，到达以后又须面对实际的住房、工资和工作。机关对承诺的履行，以及个人改变主意、另谋去处的权利，决定这份热情有怎样的归宿。

强制劳动者、被调来的技术人员和承担家庭劳动的人，也参与了城市建设。经济史研究依据档案，已说明营地系统对远东铁路、造船及其他工程的投入。志愿青年的合影、技术人员的履历、囚犯的劳动记录和家庭日常，共同组成共青城的建设史，功劳也应由这些付出各得其份。[B204]

这些工厂后来成为远东舰船和航空工业的重要基础。厂房、机器与投产期限进入国家任务表，住所、医疗和家务劳动往往由家庭先行承受。工厂留下可以统计的产品，家庭付出时间和体力，为工人持续上班、孩子成长和病人照料维持条件。投产记录之外，正是这些日复一日的劳动支撑着工业城市。

科雷马的金与囚犯

共青城以青年城市的面貌进入公共记忆，科雷马则以营地和死亡留下更深的阴影。1931年建立的达尔斯特罗伊，最初是负责道路与工业建设的国家托拉斯，后来改组为总局。马加丹（纳加耶沃湾）是海运进入这一地区的重要门户，金矿又在更深的内陆。黄金要从冻土和山地中取出，首先要把人、粮食、机械和燃料送进去。它从起步时便是一项要靠中央调配运输、技术和资本的事业。

1931年11月的《关于科雷马》决议，把经营办法列成了具体任务。现有转录末署斯大林名，要求建立专门托拉斯、加快矿路建设，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配备机构和武装，并调拨机械、工程人员和进口经费，研究给予囚犯与志愿者的不同优待。强制支配、专业人员和技术投入，从起步时就由中央合并安排。[N303]

囚犯劳动使管理机关迅速集中人手，取得对迁入和离开的支配权。寒冷、距离和技术不足仍要用衣食、设备与运输应对，押送、警卫和营地也要消耗物资。产量任务压到矿山以后，管理者掌握考核和惩罚，囚犯承受加长劳动、压缩休息和惩罚逃亡的压力。人手能够被强行留住，维持其体力和技能的费用则贯穿整个生产过程。

饥饿先毁伤身体，继而侵入人与人的关系。曾在科雷马服刑的沙拉莫夫，在《干粮》（Сухим пайком，1998年四卷本第一卷34—47页）中写四名囚犯短暂离开大队劳动、自己支配口粮的经历：他们饥饿到害怕送来的汤太稀；说到爱、友情、怜悯等感情时，叙述者写道，这些感情“随着我们在长期饥饿中失去的那些肉，离我们而去”。[N304]这段根据营地经验写成的小说，记录了一群人逼近生存极限时的感受。生产报告中的“劳动力”，在这里有了肉身；耗尽体力以后仍责备人缺少热情，是这套管理残酷的倒置。

营地内部的待遇也有变化。贝尔津主持早期达尔斯特罗伊时，较为重视维持劳动体力和使用技术人员，后来的比较常把这段时期写得温和。囚犯仍受拘禁，改善发生在这项基本约束之内。1937至1938年，贝尔津本人遭逮捕和处决，营地管理层被清洗。赫列夫纽克据档案讨论了政治镇压对生产的破坏：大量逮捕一面送来囚犯，一面毁掉工程所需的人员和组织。[B204]

中央责任落实在具体命令中。1937年7月31日，政治局批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镇压行动，规定远东等地8月15日开始，安排经费、铁路车辆及判处劳改者的使用。叶若夫第00447号命令把对象分为处决和长期监禁两类，交由“三人小组”审处，要求简化侦查并定期上报；该命令于7月30日签署，政治局于7月31日批准，两个日期分别对应文件形成与批准程序。[N301；N302]这些文件展示了大规模恐怖的批准程序和资源调配。斯大林及其领导的政治局负有组织责任，营地和地方机关则须对虐待、诬告和擅自扩大打击的行为负责；每一起死亡的具体经过，还要由个案材料查明。

黄金可供国家储备和对外支付，矿路与港口也留在地上。这些成果由劳力、设备、资金、运输和矿藏共同形成，经营费用贯穿警卫、押运、补给、人员更换和设备损耗。死亡、伤残和家庭破坏，又是会计低工资之外的社会代价。强制劳动取得了产品，也以剥夺自由和耗损生命支付了开发费用；两者应放在同一笔历史账中。

能否改用较小规模、较长周期和更高报酬的开采？1931年计划已把机械和志愿者一并考虑，调整劳动力组合属于当时可思考的方向。外汇、技术、运力和国家要求的进度构成约束，另一方案可能少产、缓产，也可能需要更多显性的财政支出。具体收益仍待材料比较。中央选择了开发速度和用工制度，也就须为这样施于居民的强制负责。

后来城市居民对家园的热爱，包含祖辈牺牲和奋斗的记忆。城市的来历还属于那些被剥夺姓名、家属与归途的人。将他们重新放进地方历史，才能把眼前家园同它所承受的劳动和代价连在一起。

以民族为单位的迁移

1937年，苏联领导层决定迁移远东边境地区的朝鲜人。8月21日，斯大林、莫洛托夫领导的党政机关作出秘密决议，以防日本间谍渗透为由，命令将有关居民迁往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族属与居住地成为剥夺居住权的根据，一项反间谍任务于是转成集体处置。迁移的执行时间与到达后的安置，现有材料并不完整。[B205]

这些居民中有耕作多年的人，也有已在苏维埃机构、学校和社会组织中生活的人。国家曾鼓励他们生产、接受教育和参加新的政治生活，如今依族属把他们一并列为风险。家庭积累的劳动、效忠和社会关系，悉数退到行政类别之后；怀疑由个人活动扩大到整个人群，居住保障随之被撤去。

决议包含运输、财产处置和接收安排，几个机关据此协调执行。补偿与安置条款，同强制离乡存在于同一政策中。房屋可以估价，熟悉的农时、市场、邻里和祖坟则留在故地。国家调走了人口，也破坏了居民赖以承认自己属于这片土地的联系。

迁移还把边境土地和住房重新交到机关手中。按族属调走家庭，使农业经验、邻里协作和市场联系一并断裂；接收人口的地方，又要在短期内承担住房、生产与供给。居民多年耕作和纳税所形成的生活，被一项中央决定重新分配，迁出地和迁入地共同承担后果。

日本威胁给苏联边境带来反间谍任务，中央以民族和居住地区划定处置范围。斯大林领导的党政机关调动运输、接收和警察力量，使对渗透的怀疑成为整批居民失去居住权的理由。由中央划定范围、组织执行的责任，在决议中已有清楚依据。

边界战场与1930年代的恐惧

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苏联远东的驻军、铁路、机场与工业基地，开始围绕可能爆发的战争配置。1938年张鼓峰、哈桑湖一带的战斗发生在滨海边境；1939年哈勒欣河、诺门罕的大战发生在蒙古与满洲边界，属于更西面的联系区。两地战场以各自的地形、交通和兵力规模，进入苏日对抗。[B206]

部队的火炮、坦克和飞机，要在规定时间内集中，并同通信、协同与补给相接，才能形成战斗力。边境道路的泥泞、河流和运输能力，会放大指挥失误，也会限制纸面兵力的使用。战场表现由武器、组织和地形共同塑造，人员勇气只能在这些条件下发挥。

朱可夫在哈勒欣河的胜利，增加了其军事声望，也提高了日军对北方战争代价的估计。日本又陷在中国战场，陆海军各有任务和资源要求，欧洲战局及对美关系又在变化。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东京再度面对北进还是南进的抉择。1939年的战败成为风险判断的一项依据，新的国际条件和资源取舍，继续影响后来的战争方向。[B206]

远东在外部军事压力和内部镇压中备战。征调、修路和扩产需要稳定组织，工厂与机关人员又面临政治拘捕。1937年中央文件把工业、运输和建设单位纳入行动范围，秘密警察以简化程序处置生产人员。[N302]承担国防生产的人既受产量任务催促，又受政治类别威胁，人员和组织在这种双重压力下损耗。

通向1945年的后方与前线

1941年苏日中立条约暂时缓和了东部发生全面战争的危险。同年德国进攻苏联，远东的一部分兵员、装备和生产能力被用于西线。这里并未变成无足轻重的后方：国家仍要防备日本改变政策，还要维持矿业、工业与交通。调走兵力和保存威慑，是并列存在、彼此牵制的任务。

海参崴成为盟国援助进入苏联的重要门户。北太平洋航线依靠悬挂苏联旗帜的船舶运送物资，苏日中立关系影响运输方式和货类。与美国作战的日本，又与苏联保持中立，一部分美国物资因此得以穿过太平洋进入苏联。相互交错的外交关系，为这条补给线提供了特殊条件。[B207]

援助物资进港以后，须经卸载、分类、铁路转运，才逐步抵达前线。码头工人、车辆周转和长途线路维护，都参与了军事能力的形成。军用列车优先，又会延长其他货物的等候。远东作为后方的价值，就在这批持续而繁重的日常工作之中。

工厂和家庭一起承受战争。成年男子被征集，妇女与青年承担更多生产和家务，学校、医疗和城市供给也受影响。共青城地方档案记述中，学生参加收获和副食品劳动，正使这种压力显得具体。远离主要战场的城市，把战争过在每一顿饭和每一件冬衣里；居民的努力和机关安排负担的责任，都留在这些日常记录之中。

到1945年，苏联准备对日作战。欧洲战场积累的经验和胜利释放了力量，远东则须以铁路、运输设备和修复能力接住跨大陆集结。格兰茨的满洲战役准备研究，特别强调这些约束。机车、油料、仓库和道路逐项到位，部队才有条件从名册上的番号变成可以行动的兵力。[B208]

8月，苏军从外贝加尔及远东方向进攻日本控制下的中国东北，并在朝鲜北部、南萨哈林及千岛展开行动。关东军迅速战败，东北亚力量关系随之巨变。苏联参战推动了日本侵略战争的结束，斯大林也借此谋求战后战略利益。战场的解放作用、国家的利益要求和军队对平民的行为，各有应当评价的具体事实。

雅尔塔的安排展示了强国外交的冷酷。中国东北的铁路和港口，被列入苏联参战条件；日本领土及海岛的未来，也进入大国交易。斯大林既领导了代价巨大的对德战争，又在谈判中要求扩大本国战略利益。战争功绩与领土要求各有评价根据，相关国家和居民的意愿，也有自己应占的位置。[B209]

1945年的远东，工厂、矿区和军事运输能力已有显著扩展，国家取得了新的海上位置。承载这些力量的社会，也经历过内战、集体化、营地和民族迁移的反复破坏。战争结束以后，工厂继续生产，军队继续驻守，数百万居民要安排长期生活。临时动员的办法怎样转为和平制度，将成为苏联远东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

影像四 1918年的海参崴

外国军队进入港城，使第五章的干涉与内战成为街道上可见的景象。照片原说明另记有日军海军陆战队在旁列队。

影像五 战时的阿拉斯加航路

阿拉斯加是第五章援苏航空联系的一端。飞机、维修和人员交接，将白令海两侧接入战时补给网络。人物身份及机型留待进一步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