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归途、家庭与战争记忆

把归国变成可以执行的安排

离开劳动单位，待返者还要经陆路集中、港口检查、名单交接和海上运输，到日本以后办理接收与复员。统计可以在离境或上岸时记下一名归国者，家属却还要等他走完最后一段路。归国这件事，在机关的名册与个人的生活中，有着不同的终点。

1946年12月19日，苏方与盟军最高统帅方面在东京订立遣返安排。英文留存本七节正文和两份附录，规定人员资格、发送港、运输速率与责任分工。涉及从苏联及苏方控制地区返回的日本战俘与其他日本国民，其中苏联领土内日本国民的遣返注明以自愿为基础；还包括从日本返回朝鲜北部的一类朝鲜人。日本人的返程因此嵌入战后区域人口移动，借助占领时期的跨国行政合作运行。^〔1〕

协议将纳霍德卡、真冈、元山、咸兴和大连列为日本人的发送港，规定合计每月五万人的速率，同时为气候、结冰和冬季陆路运输困难留下调整余地。苏方通知准备发送的人数，盟军方面安排相应船舶；各港当局组织集中、选择登船人员和监督上船。海运能力与陆上集结须相互配合，运输目标才会成为可实施的批次。^〔2〕

人员移交时，苏方代表依俄文名册和交接文书，把日本人交给船长。登船后的食物、船上医疗和相关用品由日本政府承担，费用责任也写入协议。12月26日的SCAPIN1421再将接收中心、船长和日本机关的任务逐一落实。待返者走上船以后，由谁供给、由谁照料，已有明确的承接者。

船长核对签收后，日本接收中心依名簿办理，海上运输与岸上接收在这里衔接。^〔3〕

协议订立以前，已有人员分批乘船归国。十二月的约定把先行运输逐步办成有共同规则、可以持续办理的遣返事务。 ^〔4〕

1947年2月的苏方业务报告把十二月协议与当年春季运输计划联系起来，称来自苏联领土的运输因航行条件在一月至三月暂停，计划四月恢复。每月五万人的约定随季节调整，营地中的待返者也随之等待陆路集结与海运重新衔接。^〔5〕

两个人的归途

安冈精治的手记以恵山丸和舞鹤串起最后一段行程。他把1949年8月30日记为抵达并下船的日子，随后还有检查、住宿和返乡途中安排，直到9月5日回到奈半利。跨国运输结束以后，仍有数日接收和旅行；返抵故乡才完成他所记的归途。 ^〔6〕

安冈记述，父亲在他回家后拿出三菱重工神户造船所的一封信。他在手记中用“未復員のため退職”记下退职缘由，意为“因尚未复员而退职”；日期是1949年8月20日。十天后，他才在舞鹤下船。出征前的职位已经失去，他后来转而务农。抑留结束以后怎样谋生，也属于他在1991年刊行的这篇回忆中留下的战争后果。^〔7〕

日野治水从塔什干方向来到纳霍德卡，归途却在这里折返：他又被送回哈巴罗夫斯克一带，随后才重新来到海港。手记记载，他乘栄豊丸于1949年11月27日离开纳霍德卡，12月4日在舞鹤下船，11日复员，12日到达故乡车站。陆路往返已经耗去时间，下船以后，又过了八天，他才抵达故乡。 ^〔8〕

日野还追述，船上政治立场不同的群体被安排在不同船室，抵达舞鹤后分别下船和办理复员。这是当事人对该次运输和接收的记忆。政治组织及其留下的分歧，伴随人员一同进入归国过程；海上移动既改变所在地，也将营内形成的人际关系带到接收现场。

航行条件限制海上运输，留营决定、重新集中和接收手续则影响一个人何时到达船边、何时离开接收机关。增加船舶直接帮助已进入发送环节的人，尚在甄别或陆路移交中的人员仍等候前一道程序。1947年报告的季节暂停与两份手记的具体归途，分别留下了这些限制。

两人手记与候选航次目录的日期差异、姓名核对范围，见《专题参考附录》

国家交涉与家属等待

1949年的遣返争议，将国家掌握的人数与家属所需的消息之间的距离暴露出来。五月，苏方公开宣布将在当年五月至十一月遣返其所称剩余的九万五千名战俘，并保留少数正在接受战争犯罪调查者。十二月，美国对苏交涉仍引用日本方面的数字，质疑相当数量人员的下落，并提出国际人道调查的要求。两份文件记录的是当时的承诺、统计和外交争论。^〔9〕

对家属而言，在劳动、已住院、正待船、被判刑，或已经死亡，都是截然不同的消息。1949年各机关统计的口径仍有距离，关于遣返总数的承诺很难落到某个亲人的名字上。他们等候的消息，要有姓名，也要有去处。

家属本身留下的材料，让等待进入家庭史。舞鹤市提交的世界记忆名录申报书，以Hamako Kitada的日记说明妻子对团聚的期待、对丈夫归期的不确定，以及家属日常生活的压力；它还概述了明信片联系受到内容限制和投递问题的情形。^〔10〕

劳动力和收入的缺席改变家庭日常，消息不足又使临时安排迟迟没有终点。申报书介绍的妻子日记和受限通信，保存了等待者的处境：家属维持生活，也花时间追寻亲人的消息。运输记录着重抵港，家庭资料延伸到人回来以前的每一天。

1956年《日苏共同宣言》第五项规定释放、遣返在苏联被判罪的日本公民，并继续调查下落不明者。关系正常化由此带来可以落实到个人的变化。日本外务省翌年记载，兴安丸从纳霍德卡接回1025名日本人，于12月26日抵达舞鹤。这个船次有清楚的日级节点，国立公文书馆378号名簿目录也记同日上陆。^〔11〕

共同宣言把释放与调查列在同一条内，对应两种不同能力：政府可以安排已确定身份者离开，也可以继续交换材料寻找失踪者。1957年青书仍讨论失踪者、希望归国者与遗骨，并记载从真冈接回的人员中包括朝鲜人与家属。国家关系恢复改善了办理这些事务的条件，各类人员却沿不同程序抵达终点。释放、居民返还与死亡确认遂形成长短不同的战后时间。

姓名、遗骨与迟来的确认

2026年10月2日，厚生劳动省公布九月新增确定十二名抑留中死亡者身份：西伯利亚九人、蒙古二人、其他地区一人。其西伯利亚和蒙古地区累计确定数为41260人。页面说明，核对资料包括名簿、病床日记、病历、死亡证明和埋葬证明，并提示资料人数存在部分重复。这些数字衡量资料比对的进展，与死亡总估计各有用途。^〔12〕

厚生劳动省说明，公布姓名和死亡日期，是为了让遗属确认亲属死亡的经过。一个名字同病历或埋葬证明对上，家属便能多知道一点亲人的最后处境。人已无法归来，何处、何时失去他的消息仍值得追寻。从战争结束到得到这份回答，等待可以跨越数代人。

埋葬地索引又把追寻带回地理。劳动地点、医院和墓地分属不同设施，地名有时使用邻近村镇或概略位置。把这些地点分别保留，个人最后的移动才有可能重新显现。医院与墓地之间的一段记录，既关乎遗属的纪念地点，也关乎管理机关如何收治、登记和通知。恢复姓名因此同时恢复人与机构发生关系的痕迹。^〔13〕

查证、翻译、辨认和通知持续占用家属与行政机关的工作。名簿对应身份，遗骨联系接收与安置，回忆保留个人意义；材料之间建立的可靠联系，逐渐成为家庭可以传给后代的认识。

从私人保存到公共记忆

归国者及家属保存的文字、图像和日记，后来进入公共机构。舞鹤市申报书记载，1985年的纪念大会提出建设引扬纪念馆，馆于1988年开放；藏品主要由原抑留者及其家属捐赠。私人经历通过捐赠、编目和展示，逐渐形成公共记忆的一部分。^〔14〕

手记从家庭进入展柜，讲述对象也发生变化。出版和展览使陌生读者共享个人经历，捐赠、征集与陈列的选择则影响公众看见的战争。申报书所述归国者与家属的捐赠，把营地生活和家庭等待一同带入了公共空间。

围绕归国保存的材料，容易突出离散后的团聚；病历和死亡记录更多呈现伤残、缺席与未归者。幸存者能自行讲述，死者多经名簿、墓地和他人记忆出现。不同材料的保存机会，影响了公共记忆中各类经历的位置。

把日本被拘留者的痛苦置于全书之中，还涉及帝国战争与战后受害记忆的关系。King与Muminov对回忆叙述的讨论提醒我们，个人叙事的鲜明程度与其交代参战背景的充分程度可以很不相同。战俘与家属的损害有具体的行动者和制度来源，日本帝国给亚洲其他社会造成的损害也有各自的经历与责任。两者同处于这部战争史，彼此扩大了成本的范围。^〔15〕

船把归国者送回日本，家人接回的则是带着伤病和多年经历的人。抵港、复员都有日期，往后怎样恢复健康、重找工作、接续日常生活，还须慢慢办理。未归者的亲属继续追寻下落。国家间的交涉能为这些人办成多少事——释放、调查、交换消息、准许往来——也正是下一章要追问的和平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