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两线威胁之间：中立、情报与参战时机

用中立争取可以支配的时间

日本把主要用兵方向转向南方时，莫斯科始终留意着满洲的军队。中立条约提供了相互承诺，边境部署和欧洲战局又使这份承诺的分量不断变化。东京借北方的相对稳定继续筹划自己的战争，苏联则要据此判断，究竟能够抽出多少力量应付西方的危局。 ^〔1〕

日本希望稳定北方，以便继续经营中国战场并处理日益紧张的南方局势。苏联则希望限制远东发生战争的风险，把主要注意力用于欧洲。德国六月入侵以后，东方的相对稳定成为苏联集中对德作战的重要条件。双方得到的是特定阶段中的行动余地：一个方向保持和平，部队与资源就有更多使用选择；边境守备和军事预案仍须承担应对变化的任务。

日本七月的政策仍为有利时机下的对苏战争保留入口，八月才放弃当年进攻计划。苏联因而要同时评估条约承诺、关东军的实际部署和欧洲战局。中立的维持包含军队戒备、外交交涉与持续判断。双方在1941年避免直接开战，表明它们在这一阶段找到了重叠的利益；各自对未来的企图和风险估计，则继续影响军事准备。^〔2〕

中立所保障的地区格局涉及中国东北与蒙古。前章所述的同日声明，将日苏各自的安全同这些地区的政治地位联系起来。两国得到的阶段收益，由此带有其他社会承担的长期后果。^〔3〕

情报进入决策以前

佐尔格1941年9月14日的报告转述消息来源“因韦斯特”的判断：日本政府决定年内对苏不采取战争行动，同时继续在满洲保留军队，视苏联形势考虑下一年春季的行动。报告连同收报机关的批示保存在文献集中，留下了消息如何被接收和审查的痕迹。 ^〔4〕

这份报告所附的批示有一句很短的话：“这需要认真核实。”（据俄文自译）随后列出的核验任务却很细：边境变化另找渠道调查，日本的总体意向则须同其他消息比较。苏方接收者面对的是关乎两线战争的判断，西线需要增援，东方又还有关东军。情报送抵莫斯科以后，要经得住其他消息的比照。抽调多少兵力、为东方留下多少守备，则是指挥机关仍须承担的责任。^〔5〕

苏军西调的决策已经在这个过程中分批展开。6月25日，瓦图京签署向远东方面军发出的指令，要求补齐第59坦克师和第69摩托化师并向西运输，规定6月29日开始。8月31日，沙波什尼科夫又奉最高统帅部命令，要求第26、第21步兵师按战时编制备齐弹药、燃料和粮食，准备铁路西运。两份文件分别记录调动和准备调动的命令，均早于九月中旬的情报报告。^〔6〕

八月命令还要求从其他师补入汽车和马匹，目的地将在途中通知。西调一批部队，就要同时集中车辆、补齐装备、安排铁路；留在东方的军队则须接下守备任务。最高统帅部既等着援军赶到西线，也要估量东线因此增加的风险。命令发出以后，铁路和补给仍决定这些部队何时能够投入战斗。 ^〔7〕

西线的危急不断催促增援，东方的风险又要求留下守备。最高统帅部就在这两种要求之间分批调兵。核查情报、补齐部队与安排运输各有进度；一纸调令之后，还要等列车把援军送到战场。 ^〔8〕

同盟要求与苏联的战争次序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希望苏联在远东合作，苏联仍坚持先稳定对德战局。赫尔1941年12月11日的会谈记录记载，苏联大使李维诺夫转达本国政府的决定：当前在远东协同作战会招致日本进攻，使苏联陷入严重的两线战争；苏联需要先取得对欧洲局势更稳固的控制。赫尔则强调全球战争的相互联系，并提出使用堪察加和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航空基地的需要。^〔9〕

两国都在同德国作战，具体的资源次序仍有差异。美国关心如何尽快把苏联远东基地转化为对日军事压力，苏联关心新增战场会怎样影响其最紧迫的生存战争。外交交涉成为分配同盟义务和战略风险的场所。保持中立，为苏联保存了选择参战时间的空间；美国则继续依靠自己及现有参战盟国组织对日作战。

1943年11月28日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把这一先后次序向罗斯福和丘吉尔说明。按博伦记录，斯大林认为西伯利亚现有力量能够承担防御，转入进攻则需显著增援；德国被击败以后，苏联才可能把必要力量送往东方。这里关于兵力的说法属于会谈中的军事评估，其核心是将对日进攻同欧洲战争的结束和部队转用相联系。^〔10〕

到1945年2月，雅尔塔协定将这种次序写为在德国投降、欧洲战争结束后两至三个月对日参战，并把南萨哈林、千岛、旅顺、大连、铁路及外蒙古安排列入条件。关于外蒙古、港口和铁路的安排，还规定须取得蒋介石同意。盟国对结束战争的需要，同苏联对远东安全和政治利益的要求在协定中结合。中国的主权和东北权益随即成为后续交涉的重要内容。^〔11〕

从1941年的避免两线作战，到1945年的安排两场战争先后结束，苏联的战略目标和行动条件都发生变化。中立曾帮助它限制风险；随着德国败局形成，同盟承诺、远东增兵和战后利益又共同推动参战。军队集中、外交谈判与战后秩序因此属于同一个决策过程。

寻求和平时怎样判断对手

1945年4月5日，苏联向日本宣布依据条约第三条提出废约通知，理由包括德国进攻苏联、日本与苏联盟国交战等形势变化。第三条原来规定五年期限及到期前一年的通知程序。按条约的期限结构，四月通知处理的是期满后的续约；八月参战所涉及的条约义务，需要在政治利益变化之外单独评价。战略说明国家为什么行动，条约史还须说明承诺的期限、当事方解释与履约责任。^〔12〕

日本对条约的期待有一个盲点。4 月 5 日的废约通知，东京把它理解为“还有一年缓冲”，继续把主要精力放在请莫斯科斡旋；军部虽然做过对苏作战预案，却把苏军进攻的时间估得偏晚（多在夏末至秋季），低估了欧洲战争结束后苏军转用的速度，也低估了斯大林执行雅尔塔承诺的决心。日本不是完全没有预见苏联会出兵，而是把“可能”放在了“希望”之后：它把中立条约同时当作法律约束和求和渠道，却没有认真准备“苏联在条约仍然有效时出兵”这一选项。8 月 8 日的宣战说明，法律文本没有阻止政治决定；东京等的是斡旋答复，莫斯科准备的是参战。

苏方对日解释与对盟国解释并不相同。4 月 5 日照会以日本援助德国、与苏联盟国交战为由，宣布条约“失去意义”，并依第三条通知废约；8 月 8 日宣战声明却不再提条约，而以日本拒绝《波茨坦公告》、盟国请求苏联参战、缩短战争为理由。前者处理的是“到期不续约”，后者回避了“为何在条约仍然有效时出兵”。把两份文本并列，读者才能看出：苏联的政治理由充分，条约法理由薄弱。

这一问题也进入盟国之间的交涉。7月29日，莫洛托夫向杜鲁门提出，由美国、英国及其他对日作战盟国正式请求苏联参战，以日本拒绝投降、缩短战争和挽救生命为理由；他同时表示，苏方设想先完成同中国的协定。博伦的会谈记录显示，军事准备之外，苏联还在安排公开参战的依据。^〔13〕

7月31日，杜鲁门交给斯大林一份备函，附上拟于中苏达成协议后签发的信稿。草稿援引1943年莫斯科宣言与尚待正式批准的联合国宪章条款，提出大国协商和共同行动的理由。所存附件没有签名，编者注明，1950年白宫检索总统档案时未发现后续交换记录。这些材料所能确认的，是美苏曾就参战依据进行磋商；草拟的理由与对日中立承诺各有其文书位置。^〔14〕

苏联通过同盟交涉争取参战条件，日苏中立条约所规定的义务也仍在那里。获得战争收益的政府，还须解释自己怎样对待既有承诺。后来的信任之争，正延续着这笔尚未了结的政治账。

对于借苏联斡旋求和，日本驻外使节已有清醒的警告。7月12日，佐藤尚武从莫斯科电告东乡茂德：“我们自己首先必须下定决心结束战争。”（据FRUS所收英译自译）他判断，让苏联站到日本一边、赞同日本理由的希望极小，又质问继续牺牲征集士兵和城市居民有何意义。佐藤的直言把问题送回东京：政府须先下定结束战争的决心，外交官才有可谈的内容。这番劝告是驻外大使的判断，接受怎样的停战条件，仍须由政府作出决定。 ^〔15〕

日本在战争局势恶化以后，仍试图通过莫斯科寻找结束战争的渠道。佐藤尚武7月19日电报转录苏方前一日的答复：天皇信息内容概括，近卫特使的使命也缺乏具体说明，苏方因此暂不作明确回答。这份答复使日本的外交期待停留在等待之中。^〔16〕

7月18日，斯大林在波茨坦向杜鲁门出示日本来信，并讨论如何以提议不够具体为由作答。博伦的现场笔记保留了这一交涉的片段。日本希望苏联成为和平中介，苏联已经同美国、英国商定对日参战条件；双方对这条外交渠道赋予了相距甚远的用途。^〔17〕

如果东京更早正视苏联参战所能得到的利益，求和是否会另寻出路？后来的读者很容易这样追问。当时苏联已经有自己的战争日程，日本却把求和的一大指望系在这位准参战者身上。和平也要计算力量、条件和对手的需要；把愿望误作共同利益，外交便会失去判断时间的能力。

到1945年夏，苏联的增兵与外交准备已接近完成，日本仍在等待莫斯科的斡旋答复。两国沿同一条外交渠道谈话，却走向了不同的下一步。满洲军队与沿海驻军很快就要承受这种判断差距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