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国家转型与太平洋方向的重新选择

旧体系松动的时候

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远东的厂房、住宅和交通设施，要在新的国家关系中继续运转。原由计划、财政、军需和行政调拨联系起来的生产，开始按现金、价格和新的企业边界安排。客户拖延付款，工资、供热与住房支出就会相继受压。对于城市，最迫切的事情是使既有工业能力找到订单，并给居民的日常生活接上可靠财源。

米纳基尔1991年的评论，已经把苏联远东放在全国经济危机之内，讨论它对国家经济联系和政策的依赖。这份当时的文字呈现了转轨以前的紧张。随后改革的速度、支付制度、补助和责任移交，又改变了困难展开的方式。1990年代的损失，应沿着这些先后关系解释；判断某项选择的代价，还要恢复当年能够取得的财力和可用办法。[C222]

转轨使距离进入企业的现金账。国家承担的长途运费与补给，逐步变成经营者要筹款支付的费用。

采购条件一变，远东同本国西部的联系便要重作安排。西部企业也受危机影响，邻国客户则依据自己的价格与需求订货。过去由全国计划协调的生产，如今要分别找到愿意付款的买主、运输者和资金来源，企业的销售能力变得格外重要。

人口迁出就在这种经济变化中发生。工资、住房、交通、子女教育和退休安排，都可能推动一家人离开。已有储蓄、能在外地找工作的人，较有条件筹措搬家；生活困难的人也可能因为旅费和新住所继续等待。地方会一并失去技能与消费需求，原有设施还要养护。设施集中和财政能否跟上，决定收缩过程中居民究竟承担多少额外费用。

旧工业城市也要重新使用自己的资产。厂房的机器要接到订单，工程师的知识要转为可以出售的产品和服务，原由部委安排的销售、信用与技术更新，要由企业逐项承担。工人与管理者学习新办法，需要时间，也需要能够运行的交易规则。旧产品的保护可以暂缓冲击，长期维持则耗费财政；停产和转产的选择，因而总连着另一批人的生活。

企业原来承担的社会设施，又使转轨超出买卖关系。供热、宿舍、幼儿园或诊所交给地方以后，原有维护费用仍会发生。企业希望卸下随生产任务而来的负担，地方政府则需要相应财源和管理人员。交接条件若订得粗略，一边完成了资产移出，接手方就要临时筹钱维持服务。逐项追查责任在何时、按何种条件交接，才能看清成本怎样转移。

改革者希望摆脱无效配置，有其现实根据。继续支持所有旧工厂需要财源，停产和转业又会使家庭立即承受损失。调整的速度、欠薪清偿、养老金及基本服务保障，都属于政府须作的选择。迁居能力较弱的人尤其依赖这些安排。评价改革，既须考察生产效率，也要交代退出的办法，以及企业、政府和住户各自接下的责任。

边境如何成为谋生的地方

边境的变化还包含长期外交工作。1991年中苏签订国界东段协定，1994年中俄签订西段协定，2004年再以东段补充协定处理保留地段。2008年的补充叙述议定书及勘界安排，使全线边界得以明确。这些安排构成当代国界的法律与勘定依据；十九世纪条约和1969年的对峙，则分别反映早期划界与后来冲突的处境。法律文本、实际勘定与居民日常往来各有时间差，一个日期概括不了全部变化。[M18；M19；M20]

这些安排减少了国家间的边界争执，给界河交往提供较稳定的法律依据。两国地方机关可以在明确的边界上协商商贸、交通和劳工管理，合作仍受双边关系和各项规则影响。十九世纪侵夺的历史责任，后来协议结束争端的现实作用，应分别评价。这样既能直说过去的得失，也能说明当代国家为何接受新的交往条件。

当旧有供应关系松动，边境和港口的作用重新显露。来自邻国的食品、服装、日用品、设备和二手车辆，进入地方市场；旅游、贸易和小规模经营为一些家庭提供收入。边境在此时首先是一条谋生渠道，而后才被宏大叙述写成面向亚洲的战略。商人有自己的算盘，城市有眼前的需要，它们的行动速度往往超过国家重新制定区域政策的速度。

这种交换带着转轨时期的粗糙。价格差、手续差异与信息不对称，可以养活商贩，也可能滋生走私、寻租和黑市。居民当时要解决的是吃饭、取暖和购买衣物，正常商业规则还在建立。民间交换填补了旧供应体系留下的空缺，也暴露出登记、税收和执法的薄弱。地方机关随后面对的任务，是使这些生计逐步获得稳定的经营条件。

中国东北、日本和韩国同远东形成的联系，各有内容。陆路边境便于人员和商品往来，海上市场牵动鱼货、木材、能源、机械与车辆。

不同来源的资本，有不同的客户、融资和风险估计。邻国企业会比较价格、供货与合同条件，俄国的东向政策则希望借这些联系扩大本地区经营。双方利益在哪些业务上能够相接，要由持续交易来检验。

一部分俄罗斯论述把远东人口减少同邻国人口规模相对照，担心经济依赖发展成领土危险。这种焦虑在边疆政治中有很长的来历。过境工人、短居商人和定居家庭各有不同活动，国家领土主张又属于外交与法律问题。把调查落到居留期限、就业、土地和商贸管理上，才能说明具体风险。按整个邻国群体来推测意图，容易使普通居民成为政治怀疑的对象。

开放还会重新分配地方的机会。原料出口把企业同国外价格相连，进口商品改善供应，也可能冲击原有厂家。旧行业中的劳动者需要寻找其他岗位，跨境中间商则可能先获得收益。一个经历收缩的地区，要把这类交换逐步接到稳定就业、企业采购和公共收入上。地方既有处理眼前生计的急务，也有培育较持久经营的责任。

莫斯科重新把远东放回议程

进入新世纪以后，国家财政能力与对外政策的变化，使远东重新得到中央关注。基础设施、能源通道、港口和城市建设获得更强支持。2012年海参崴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桥梁、道路、校园和会议设施留下了有形改变。这批集中建设为城市增加了资产，后续养护、经营和地方产业的发展，又进入更长的日常行政过程。

中央重新投入，有其国家理由。俄罗斯希望在亚洲经济增长中占有更重要位置，希望资源出口有更多方向，并希望维持远东的人口与经济分量。普京政权把这些目标置于国家战略之下，能够集中资源，推动地方原来难以独立完成的工程。这些工程以后能否继续支持地方生产和生活，则要看随后的经营。

米纳基尔与普罗卡帕洛在2017年的政策研究中，追问基础设施现代化怎样同地区内部的持续发展相接。他们的批评落在错位上：国家要出口通道，企业要订单，家庭要能留下的职业，三者并不自动对齐。大型项目能够集中投入，城市中的这些联系则要逐步建立。他们的批评把讨论引向了工程建成以后的经营，也要求政府说明公共投入怎样转为地区自身的能力。[C223]

把远东重新置于国家议程，也会改变它的公共形象。以“开拓”号召投资，可以汇聚资金和关注；既有企业、专业队伍与城市往往已经承担了多年开发的费用。新方案若能接用这些条件，便有较厚的起点。米纳基尔等人的质疑，促使研究者把新投资同此前留下的资产和责任连在一起，考察政策究竟怎样利用旧有积累。

中央拨款要经过申请、审批、设计、招标和施工，才成为居民使用的道路、医院或住宅。每一环都有自己的责任和完成期限。资金付出以后，工程仍可能停在施工或验收阶段；居民需要的是设施终于可用，以及运行以后有人维护。考核若围绕实际交付和使用展开，中央、地方与承包者之间的责任也较容易查明。

国家关注还改变了行政联系。2018年布里亚特共和国与外贝加尔边疆区划入远东联邦区，联邦主体由九个增至十一个。更西面的交通和人口腹地，随之进入同一政策框架。行政范围的扩展，也提高了人口与经济总量。考察此后的迁移或增长，应采用固定地域的连续资料，才能辨认政策实施期间各地发生的实际变化。[C225]

优惠制度的期待与限度

2014年关于超前社会经济发展区的法律和2015年海参崴自由港法律，给投资提供了新的制度工具。税收、土地、行政服务与基础设施支持被结合起来，用以降低项目进入远东的成本。自由港制度覆盖若干地区，具有区域投资优惠的性质。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政策记录与俄方机构说明，交代了法律出台时的安排，以及这种工具希望促成的经营。[C214；C209]

优惠有时能够改变一个项目的投资决定。初期资金紧张、基础设施不足或手续过长，都可能妨碍经营起步。公共投入打通这些环节，可以促成私人企业较难独自完成的协调。交通昂贵、市场较小的地方，也借支持政策争取与其他地区竞争的机会。国家通过补助、税制和设施配置，具体改变着企业可用的条件。

优惠能够减轻税费与进入成本，项目运营仍要组织市场、技术、劳力和运输。立法者希望先行投入促成经营集聚，随后由更多企业和客户形成互相支持的联系。实际成效，要追踪项目怎样启动、优惠期内怎样经营、期满以后怎样延续。以申报投资额考核，会增加夸大承诺的诱因；这种诱因最终产生多大影响，需要项目记录与退出原因来说明。

取得资格、签约、建设、投产和持续雇佣，是项目先后经历的环节，统计应随这些进展分别记录。评价公共支持，还要连着减免税收、基础设施支出和岗位变动来计算。一个新项目雇到的人，可能来自当地旧厂，也可能从外地迁入；这些联系会改变政策对城市职业结构的影响。地方所得应从持续经营中考察，再同公众支付的费用比较。

2016年“远东一公顷”政策和2019年推出的优惠住房贷款，把政策对象由企业延伸到家庭。土地和住房触及居民最具体的需要，也使人想起早期移民政策。现代家庭取得地块以后，还要考虑配套道路、就业、学校与医疗，夫妻双方的职业也要安排。政策提供的低成本资源，需要同这些日常条件配合，家庭才可能长期留下。[C215；C224]

家庭政策的期限又长于一次土地分配或贷款发放。房贷合同可以延续多年，家庭人口、职业与建筑费用都会变化。地块领取和贷款使用记录政策开始发挥作用，随后家庭如何负担生活、怎样选择去留，则逐步显示其长期效果。观察居民的经历，可以补足政策发放当年的行政数字。

2022年以后 东向联系承受新的重量

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使远东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欧洲方向的贸易、金融和技术联系受到战争及制裁冲击，俄罗斯更加重视亚洲市场。远东港口、铁路、能源管道和边境通道，因而承受了新的国家任务。它们既要服务原来已有的地区经济，又要承接全国对外联系改道带来的需要。

普京选择全面入侵乌克兰，须承担具体战争决策的责任。俄国此前已在发展亚洲联系，欧洲与太平洋方向原有并行的空间；战争压缩了交易选择，也加快了改道的时间。

早期东向工程、原有亚洲市场与战争后的应急调整，有各自形成的过程。把这些过程分开，才能说明远东在2022年以后究竟接下了哪些新增任务。

制裁按商品、企业、银行、船舶、技术与合同分别施行。部分交易继续，部分改变渠道，还有一些延期或停止。欧盟对钻石的限制触及雅库特的重要产业，日本政府又因能源安全保留萨哈林权益。两个地方的产品、客户和既有合同不同，所受影响因而各有形态。政策冲击沿着具体商业关系进入地方，企业承受的费用也随之改变。[C211；C212]

贸易改道要支付运输、结算、保险与设备维护的费用。新的交易关系带来路线、付款周期、合规审查及保修服务方面的调整。这些费用影响企业从成交收入中保留的利润，各家企业的采购与结算条件也可能相差很大。地方财政的收入，则通过企业税费、利润归属和预算分配进入本地。口岸外贸额描述货物交换，企业账目和预算记录进一步说明地方取得了多少收益。

俄罗斯央行2025年的企业调查，在进口、结算和物流方面记录了受访经营者的困难。货源调整以后，企业有时仍要更早垫款、更换运输安排或增加备用，周转资金被占用。对受访企业而言，等待本身就有成本。这份材料呈现了当时交易如何延续，以及额外时间怎样进入经营账目，适合用来理解贸易改道的实际过程。[C202]

中国 日本与朝鲜半岛

中俄经济联系在这一时期更加重要。能源、原料、运输和商品供应，构成持续合作的基础，广阔陆上边界也便于远东接近中国市场。中国企业和消费者的需求，为一些经营提供了销路。双方在政治上保持友好，交易仍要协商价格、质量与交付条件。卖方的时间压力、买方的替代来源，以及各自的供应安全考虑，会进入每一份长期合同。

中俄合作中的依赖，需要落实到具体环节。原料销售集中于多少买主，设备有多少供应来源，结算能否稳定，决定企业调整的余地。原料与成品交换、共同加工、维修和长期运输，又各有分工及收益。地方可以争取的，是能持续获得订单、培养人员并形成采购的业务。不同合作方式的得失，应按这些经营关系与承担费用来判断。

日本与韩国曾是远东技术、资本和市场的重要来源，企业参与又受本国安全政策与国际环境影响。长期合作需要各方对风险有较稳定的估计，日常贸易也要符合各自规则。邻国政府怎样理解海上安全和军事行动，俄方怎样看待它们的制裁与同盟，都影响企业愿意承担的期限。当地居民和环境费用，则属于长期经营同样要处理的社会关系。

朝鲜方向的变化更加突出。2024年俄朝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后经批准，双边关系的军事含义明显增强。这个事实使俄罗斯远东与朝鲜半岛的联系，超出铁路、劳务和港口项目的范围。安全合作可能带动运输和某些需求，也会使相关地区更直接承受制裁、外部警惕和地区对抗的影响。[C218]

朝鲜半岛的交通开发，要面对朝韩关系、联合国制裁、边境管理、商业信用与国际结算。桥梁和铁路可以改善物理联系，持续货流还需要相应的政治与交易条件。俄罗斯同朝鲜的安全合作，使这些设施获得新的国家意义，也使商业项目承受更强的外部审查。路线的使用方式，遂取决于交通组织与地区关系怎样共同变化。

军事安全与地方社会

苏联解体以后，远东继续承担全国军事任务。太平洋舰队、战略核力量、航空和边防，依靠鄂霍次克海、堪察加、滨海及岛链形成战略联系。这些力量的长期存在，需要造船修船、能源、运输、通信与专业人员共同支撑。军事设施同地方工业和城市生活相接，地方的生产组织与公共服务，也因此成为国家驻守太平洋的条件。

军事投入可以稳定部分城市的需求。造船与航空企业得到订单，维修和配套行业获得业务，军人家庭需要住房与公共服务。这些收入对经历收缩的地方很重要。军用专业设备、技术与客户关系，又具有特定用途，转作民用需要另找市场和适用产品。城市若主要依靠军需，经营和就业就会更直接地随国家战略及财政安排变化。

2022年以后，全国战争动员为远东社会增加了负担。参军、伤亡、家庭照料和劳动力离开，发生在距乌克兰战场遥远的村庄与城市。现有材料覆盖有限，具体负担的地区和族群分布，仍需更完整记录。军费进入企业和家庭，也有人死亡、伤残，亲属承担照料与失去亲人的后果。这些是不同性质的收入和损失，都应在战争的地方影响中留下位置。

对外安全形势也会影响开发。联合演习、海上航行和战略合作，在俄罗斯的政策中显示力量，在邻国的安全判断中则可能增加威胁。日本2026年外交蓝皮书关于中俄军事合作的表述，就是当事方留下的一份记录。它体现日本政府的立场，也说明相邻国家的安全认知怎样进入对俄政策。投资、技术与人员往来，都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中进行。[C212]

军事保障还需要地方社会能够延续职业和生活。培养一名造船技工要有时间，军人家庭的住房、就学与就医也使用城市设施。军费与地方支出分属不同账目，人员、能源与交通则有共同使用的部分。协调这些开支和养护责任，能够支持较稳定的驻守；地方各部门也要得到可以持续安排的财源。

从动员一个地区到经营一个社会

新世纪的桥梁、道路、港口和能源设施，改变了远东部分地区的交通与生产条件，中央政策也给予它更显著的位置。增长集中在一些企业、项目和城市，辽阔地区仍各有发展速度。

人口结构、运输、技术与国际关系继续改变经营环境。理解这段历史，须沿着具体投资、地方经营和居民去留的线索，考察国家投入如何在各地发挥作用。

可以反过来问：当年的钱若分一部分给维护、培训和本地企业，今天会不会少些难处？这只是假设，替代方案的效果仍待证明。

家庭选择居所，企业寻找客户，大学培养人才，原住居民争取土地和生活方式，都会改变国家政策的结果。地方社会通过这些行动继续形成。政策变化时，居民已经承担的费用、积累的权利与职业经验，应当进入新的安排；这也影响他们怎样判断留下或离开的前景。

从1991年到2026年，中央财力与战略、邻国政策、商品市场和居民行动，共同改变了远东。每一阶段都有机会，也有当时要付的费用。国家重新投入以后，旧城镇与新项目仍以不同方式调整。把这些变化归因于单一政策或单一外部条件，都会漏掉地方执行与家庭选择的作用。接下来的开发，将从这些已经形成的产业、城市和对外关系继续展开，其选择余地也由这些积累与责任共同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