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人口民族与地方生活

人口表背后的人

领土交割可以由条约规定，人口去留则有自身的生活条件。远东历代统治者曾为人少发愁，也曾主动驱逐一部分居民。招募农户、保留兵源和排除被视为危险的族群，常在同一时期并行。中央、地方和基层机关各有任务，家庭则在招募、征役与居留规定之间决定自己的去处。

帝俄初期，贡赋册首先记录应缴毛皮者；移民机关登记抵达人数，军政机关关注兵员和服役家庭，城市统计重视固定住址。季节往返的工人参与生产，他们的身影可能分散在不同登记中。将几张表相接，要先辨认各自的登记对象和时间：同一个人可能重复出现，流动者的一些生活又可能落在登记之外。

后来的普查扩大了登记范围，民族、国籍、母语、出生地和居住地，分别记录身份的不同侧面。俄国臣民中有多种语言使用者，俄语也跨越民族家庭。中国来的第一代工人与在当地出生的后裔，各有迁移和成长经历，同一称谓之下可以形成不同的归属感。[R15]

当代统计另有行政范围的难处。2018年布里亚特和外贝加尔划入远东联邦区以后，沿用旧范围的人口总数便会少算两地。现行范围内，2021年人口为7,975,762人，仍是八百万的量级；南部城市、萨哈共和国和东北部各小人口地区之间差别很大。一个总体下降的数字，既可能包含一些地方的急剧流失，也可能遮住另一些地方相对稳定的社会。[C228；M02；M12]

举家迁出、青年升学和死亡增加，都会使人数减少，对地方的影响又各不相同。住宅空置以后供热仍要维持，学生减少以后学校仍要覆盖分散居民点。家庭迁居、年龄变化和服务半径，赋予同一项人口增减以不同的地方意义。

七次普查能说明什么

远东没有连续的人口登记，可供比较的是七次普查。下表按各次普查的公布口径列出总量，并附萨哈与马加丹两列；口径与边界差异见表后说明。

资料来源：C227—C229（1897、1939、1959各年表见C229）。2021年原九主体数5,993,049为作者据C228分主体数据折算；1897年为阿穆尔州、滨海州、萨哈林岛与雅库特州合计，不含今布里亚特与外贝加尔；1939、1959年为现有人口，1989年以后为常住人口；远东列为各年建制范围，不是固定边界。表A-4所列人口为年末估计，统计时点不同，数值与普查数略有差异。

这些数字不能直接连成一条线。1897年没有现代行政区，所列四州的范围同今日相差很大；1939年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包含当时隶属的萨哈林州、堪察加州、阿穆尔州、犹太自治州和楚科奇民族州，远东合计只计滨海、哈巴罗夫斯克与雅库特；2018年布里亚特与外贝加尔划入，2021年现行范围合计中两地占1,982,713人，约为现行范围人口的四分之一。把不同口径的合计直接相减，会把行政区划调整算成人口变动。

普查的登记对象也影响比较。1989年远东原九主体的常住人口为7,950,000人，现有人口表为7,926,684人，相差约2.3万；萨哈的两种口径相差约1.3万。差额来自临时外出、在校、服役与季节性工作的人被记在不同地方；到地方一级，这种差别更大。

城市网络沿铁路和河流展开。西伯利亚大铁路与乌苏里铁路把海参崴、伯力、双城子与沿江城镇串起，贝阿铁路在其北面另成一条走廊；萨哈的城市沿勒拿河与南雅库特铁路支线分布；堪察加、萨哈林与马加丹的中心城市规模不大，彼此距离很远。行政、港口、矿业和军工决定各城的职能，人口向少数中心集中。铁路车站、港口码头与矿务机关，往往是城市形成的最初支点。

按较可比的口径，1939年至1989年是远东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五十年间从约278万增至约795万。1989年以后转入下降：2002年约669万，2010年约629万，2021年原九主体口径约599万。降幅在各地并不相同。萨哈在1989年至2010年间从约109万降至约96万，2021年为995,686人；马加丹的下降更陡，1989年39.2万人，2010年15.7万人，2021年13.6万人；这一轨迹不宜按线性外推。

现行范围的人口很集中。2021年滨海边疆区1,845,165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1,292,944人，两地合计约314万，占全区7,975,762人的39%；萨哈995,686人；阿穆尔、萨哈林、堪察加、犹太、马加丹与楚科奇六个主体都在80万人以下，楚科奇只有47,490人。所谓“远东八百万”，主要是南部走廊与萨哈的合计，不是均匀分布的人口；其余广阔的北方土地上，许多居民点只有几百人。

城镇比重提供另一个尺度。按历史地域合计，1959年城镇人口占67.6%，1989年升到75.8%，2002年75.9%，2010年74.8%；2021年按原九主体折算为76.7%。人口下降与城镇化上升一起出现，说明收缩主要发生在乡村和小镇，城市仍保有行政、教育、医疗和供热等职能。马加丹的例子最清楚：1959年18.9万人，城镇比重86.9%；2021年13.6万人，城镇比重96.4%。萨哈的城镇比重从1959年的49.1%升到1989年的66.9%，此后大体持平，矿业城市的兴衰改变了共和国的人口分布。

1989年以后的人口减少，由迁出与自然变动共同形成，两者在各地的分量不同；青年外流与老龄化的程度，需要连续的出生、死亡和迁移资料才能分辨；这类资料在远东并不连续，只能按间隔多年的普查观察趋势。华人、朝鲜人与日本人的跨境人口随登记口径和季节往返而变，某一年的登记数不足以代表长期规模。

谁来到这里

远东移民由不同时期、身份和目的的人流汇成。早期军人与毛皮经营者，后来携眷的农民，城镇工匠和商人，苏联招募的劳动者与毕业生，分别受不同条件吸引。流放者、囚徒和被驱逐族群又因国家强制而迁移。进入地方的途径及离开的权利，使这些人的经历始终有着重要差别。

自愿迁移也有不同条件。贫困催促农户离乡，家庭仍可筹划先后、路线和落脚处；被押解的囚徒则由机关决定行止。青年自愿参加建设队，到达后还要应对实际住房、工资和工作。宣传、安置以及离去所需的手续和费用，共同塑造迁移者能够采取的行动。

家庭是定居延续的关节。一个男子可以住在工棚里完成采矿季，孩子长期居住还需要医疗、学校、住所和稳定收入。招工之后，家庭能否成立、下一代愿否留下，又各有自己的条件。抵达登记尚难显现的住房、婚育和升学困难，几年后可能成为举家迁离的缘由。

女性在这种历史中往往出现得太迟。档案先记录户主、服役者、矿工和工程负责人，维持生活的照料、食物加工、家庭生产与服务劳动，则比较难进入纪功叙述。某些移民群体最初以男性劳工居多，另一些则较容易形成家庭定居；这会影响居留方式、职业和跨境联系。民族比较中，这些差异往往比一句泛泛的“勤劳善商”更有解释力。[R10；R15]

婚姻、亲属和乡里网络又把个人连接成社会。先来者帮助后来者寻找工作，亲属替远行者照看孩子，家庭可以把收入、风险和居住安排分在不同地点。国家希望人口固定在边疆，家庭则可能利用流动来维持安稳。这种安排有时使家庭长期扎根，有时也为再次迁离留下去处。

多族群城市如何运转

海参崴、伯力和沿江城镇，由驻军、机关与多族群居民共同运转。华人、朝鲜人、日本人及其他迁来者，参加建筑、农业、运输、商业和服务。雇主招工、消费者购买日用品，居民建立社团、同乡关系和互助网络。公共纪念更多保存国家机关与建设主持者的姓名，维持城市的这些日常往来，主要留在商账、雇佣和家庭记录中。

多族群交往发生在身份有别的制度中。土地由一人名义持有，另一人承租，再由第三种家庭实际耕种，各方取得保障的途径也有差别。外来商人、农户和工人的居留，受国籍、租佃关系及边境命令牵动。国际局势紧张时，可靠人口的政治分类便可能压过雇主和消费者的日常需要。

供应军队、耕种多年和取得商业合同，可以给居民带来收入与地方关系。纠纷中的保护、土地使用和居留资格，则由另一套机关和规则处置。雇用、土地与居民管理各自划定权限，使经济贡献和政治保障之间长期保有距离。

1900年的驱逐与1937年的族群强迁，由不同机关在不同局势下实施。它们给家庭留下了一种相近遭遇：原有居住、纳税和劳动关系，被按族属归类的集体处分打断。居民各自的经历，退到了危机中行政机关选定的类别之后。

边境警戒以具体活动和证据查明风险，按族属取消居留、没收财产或驱迫迁移，则把处分施于整批居民。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须对这种集体惩罚负责。受害者受保护的资格，来自其作为居民的权利；他们创造的财富和多年劳动，另有应得的历史评价。[R04；R07]

萨哈与北方诸民族

萨哈共和国在远东具有特殊分量。广阔地域、资源和地方社会，支持着自己的生活联系。萨哈语、畜牧传统、亲属与村落关系，为居民留居提供了长期基础；城镇之外，语言、亲属和草地生计仍彼此相连。外来劳动者到来时，进入的是一个早已有自身根基的社会。

俄罗斯法律以“人口较少原住民族”规定一类特定的权利保障对象。1999年联邦法的定义包含人数少于五万、传统生活与居住联系、自我认同等条件。历史上的祖居关系，则涉及群体在地方长期生活的经历。萨哈人世代居住于此，其人口早已超过五万的法定门槛；法律分类与历史关系，各自回答不同的问题。[M09]

鄂温克、鄂温、尤卡吉尔、楚科奇、科里亚克、尼夫赫及其他群体之间，也存在语言、生计和居住环境的差别。鹿群、水域、狩猎路线和地方工作，使这些群体分别同土地发生联系。使用这些地方的条件若有改变，语言和节庆纵能保存，原来的家庭生产也可能中断。

原住居民也会选择新的职业。有人愿意放牧，有人进入城市学习、行医、从政或经营企业。文化保护应为继续传统生活提供条件，也为孩子接受教育和另谋职业保留出路。语言、亲属和社群身份可以随着职业与居所调整而延续，居民自身对生活的选择，属于保护工作的组成部分。

民族自治和地方文化机构，为语言、教育和公共代表提供组织条件。居民还要处理矿区用地、河流污染和预算分配。族群身份可以动员社会，内部职业和财产差别又会形成不同利益：牧民、城市职员与资源企业管理者，面对同一矿业项目，可能提出各自的要求。

学校带来的道路与失落

学校是苏联改变北方社会的重要机关。识字、专业训练和公共教育，给许多人打开了职业与政治道路。地方教师、医生、技术人员和文化工作者，在这些制度条件下成长，参与医疗、行政和地方文化，也带着自己的成就与感情成为边远社会的一部分。

寄宿教育改变了儿童与家庭的距离。孩子离开季节营地，进入固定村镇的学校，日常语言、劳动和时间安排随之改变。统一课程占据学习生活，放牧、捕鱼和识别环境的知识，则要在同长辈共事时习得。孩子回家后可能生疏于父母的工作，父母也较难参与学校安排。[M10；M11]

寄宿学校的学期和交通安排，常同家庭放牧、捕鱼季节错开。学校所在地、教师和管理人员，使儿童经历呈现差别；学期与寄宿制度，则规定同长辈共事的时间。师生关系和照料属于学校日常工作，家庭相聚还要由学期、交通和寄宿安排共同提供条件。同一制度的效果落在不同家庭：有人取得职业，有人失去与父母共事的季节，不能只按升学人数或语言流失单项衡量。[M10；M11]

后苏联时期，随迁或游牧学校尝试让儿童在接近家庭的环境中学习，并取得现代课程。别良斯卡娅对雅库特这类学校的研究，讨论了教师、教材和升学衔接怎样同家庭迁徙相接。它们面对的是已经变化的北方社会，着力保留儿童学习期间参与家庭劳动的机会。[M10]

自治地名与实际生活

犹太自治州提供了另一种观察人口与国家计划的机会。1928年开始向比罗比詹地区组织犹太移民，1934年建立自治州，既同苏联的民族政策有关，也同边疆定居和开发有关。国家希望把民族文化、劳动改造与领土建设结合起来。地方随后出现意第绪语报刊、文化机构和新的居民生活，这些都具有真实的历史内容。[M13]

接待、供应、气候和生产条件，给迁居比罗比詹的家庭带来困难，一部分人随之离开。民族家园的行政名称，须经住所、工作和公共服务转成实际生活。后来的政治清洗与文化政策变化，又损伤最初的希望，使开发和自治的允诺经历了更严峻的履约考验。

自治州名称延续至今，人口与文化生活则经历多次变化。后来犹太居民的比例降低，早期迁居者曾有的希望与建设仍作为独立的一段历史留下来。

原计划把就业、农业定居和民族文化结合得很紧，家庭生活逐渐分出多种道路。有人喜爱当地文化，又因供应困难迁走；有人留下工作，另行安排自己的日常。比罗比詹的曲折，表现为国家方案中的几项任务在居民选择中重新组合。

一座城市怎样失去人口

马加丹州呈现了另一种定居变化。按剔除楚科奇后的可比范围，1989年人口约三十九万，2010年降到十六万以下。急降由各类居民的迁移、出生和死亡共同形成，辨认其过程还要看人群构成。[M14]

赫列尼亚克比较1989与2002年普查的出生地资料，发现马加丹的人口减少主要集中于外地出生者，当地出生者的合计有所增加。出生地记录一项可统计的经历，故乡感则随成长、亲属与生活选择形成；同类出生人口还会因出生、死亡和回迁而增减。这个比较呈现了人口收缩的构成层次。[N103]

苏联时期的城市和工矿聚落，以企业、国家供给和住房福利维持生活。工作带来工资，也带来住所、子女设施与地方服务。这些安排削弱以后，家庭要一并筹划收入、住房和照料。一些人能够离开，另一些人受旅费、接纳地点和新住房短缺所困。迁居先后因而反映了各家的迁移能力。

到2001年，俄国政府与世界银行提出北方重组试点，苏苏曼是三个试点地区之一。方案拟以住房凭证帮助自愿迁居者在俄国其他地区购买现房，并集中或拆除腾空设施。地方于是面对另一种安置：过去要解决怎样把人送来，此时要让愿意离开的人确实有地方可去。[N101]

2010年项目总结记载，三个试点合计10,028人得到迁居援助，原定规模只落实了一部分；苏苏曼部分矿业聚落转向季节性经营。迁居者的评价中，有对住房变差、熟悉福利减少的失望，第四轮援助最终搁置。地区财政节省和家庭生活变化，因此属于两组各有内容的结果：公共预算少支出多少，同一户人家迁去以后怎样生活，要分别核算。[N102]

人口离开以后，供热管网、道路和楼房仍占着原有空间，分散空置使维护更加困难。集中居住可以重组设施，也会拆散邻里，改变上学和就医路程。聚落后续发展，取决于就业、住房和服务能否相接；收缩风险在这些环节上增减，各城将有自己的路径。

缩小规模可以同生活重组一起进行。一些城镇可通过集中居住、调整产业和改善交通，维持较小而稳定的生活圈；一些矿点则可转用轮班生产。企业、迁居者和留居者各有所得与所失。经营盈利、迁居安置和留居服务，须分别追踪到承担它们的人。

回到建城之初，矿藏调查、国家订货、补给价格和就业安排，同1990年代已有很大差别。选址与规模的判断，应放回当时的警告、资源和可行方案中。强迫迁移、压低安全和生活保障的责任，则落实于当时的具体命令及其可知伤害。城市后来衰落，另给经营和调整留下了一组问题。

生活比招工更长

对于远东家庭，工资同配偶就业、孩子升学、老人就医和住房维护一起，进入长期打算。企业用报酬招来工程师，家庭留居还要接上城市服务、教育和亲属照料。一处工作地点能否成为长期住处，往往由这些安排共同决定。

公共服务在这里有很强的空间性。医院需要航班、渡船和道路，把河对岸、山区和海岛居民接进就医范围；大学教育还要同毕业后的岗位相接。服务集中节约的部分经费，也可能转成家庭承担的交通、照料和等候费用。设施所在地与实际覆盖的生活圈，由这些联系共同界定。

人们在这里出生，熟悉河流和街道，拥有朋友、墓地、节日和共同经历。这些联系支持留居；外地的亲属和住房，又为另一些家庭提供迁出条件。工资、乡情、照料与迁资，在每家生活中各占不同分量，去留便形成多种理由。

出生、死亡、年龄结构和迁出迁入，共同塑造当代人口变化，疫情等冲击还会改变短期结果。格里茨科2026年的研究，记录了若干规划目标与实绩之间的差距，也注意到各地差异。[M12]研究指出的差距，使就业、住房和公共服务成为调整规划的具体检验项。这些生活条件影响居民去留，也关系到家庭对未来的打算。

同一条外迁曲线中，有返回故乡的人，有为孩子另觅学校的人，也有仍在等待住房和旅费的人。留下者继续使用旧有的道路、医院与供热系统，企业则可能改用更少常住人口的经营办法。居民生活与资源生产逐渐分开。生产所得怎样进入地方财政、家庭收入和公共支出，还要另作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