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记：天皇的终战作用与战争责任——几种学术解释

1945 年 8 月 10 日与 14 日，裕仁两次介入最高决策，使接受《波茨坦公告》成为可执行的最高决定。这个事实没有争议；争议在于它应当怎样被评价，以及它与此前十五年的战争责任是什么关系。日本、英语与中国学界围绕这两个问题形成了若干种相互竞争的解释，彼此的分歧不只是“有无责任”，而是“哪一种责任、由谁承担、以什么标准判断”。

一、宪法君主与“无答责”说

这一立场以明治宪法的文本为依据。明治宪法第三条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第十一条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第五十五条规定国务大臣“辅弼天皇而负其责任”。据此，天皇的国务行为须经大臣辅弼与副署，政治责任由内阁与军部承担；天皇本人处于“无答责”的位置。战后日本政府长期持相近立场，部分法制史与宪法学研究也从“立宪君主”角度解释昭和天皇的角色。

这一立场最重要的史料是 1946 年口述、1990 年才公开的《昭和天皇独白录》。天皇在独白中把自己描述为立宪君主：宪法禁止他干预内政外交，遇到既定方针只能“批准，别无他选”；他把开战与扩大战争的责任推给军部、近卫文麿、松冈洋右等人，并强调自己信任东条英机是为了约束军方。木户幸一等重臣在东京审判前后的证词，也强化了“天皇被军部挟持、最终出面结束战争”的叙述。

批评者指出，这一说法混淆了国内宪法上的“无答责”与国际法、政治责任。明治宪法并未明文规定天皇不承担责任；相反，统帅权独立使军令系统直属天皇，国务大臣的“辅弼”并不等于代天皇受过。更重要的是，《独白录》不是私人日记，而是为应对东京审判而准备的政治性自辩书；据研究，其英译本在 1946 年即已为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掌握，后来成为“天皇无责”叙事的重要一环。把这份文件当作中立史料，等于用被告的答辩书证明被告无罪。

二、和平主义者与“圣断”说

第二种解释把天皇写成“和平主义者”：他被军部包围，却始终寻求结束战争；1945 年 8 月的“圣断”打破内阁与军部的僵局，使日本得以投降。罗伯特·布托（Robert Butow）1954 年的经典研究把天皇的干预视为日本决定投降的关键；半藤一利 1985 年的《圣断》以铃木贯太郎内阁为中心，详细重建了 8 月 9 日至 15 日的决策过程，强化了“天皇在最后关头选择和平”的形象。

这一叙事在战后日本与美国的占领政策下被制度化：保留天皇制、不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需要一个“和平天皇”的形象；1946 年的“人间宣言”、1947 年的新宪法与象征天皇制，都把天皇从战前的主权者改写为国民统合的象征。约翰·道尔（John Dower）在《拥抱战败》中把这一过程称为占领期最重要的政治神话之一：它让日本社会得以把战争责任集中到军部少数人身上，同时保留天皇制的连续性。

批评者并不否认 8 月“圣断”的实际作用，而是指出三点。第一，圣断来得太晚：1945 年春以后，天皇仍有多次结束战争的机会；拖延的代价由日本平民与亚洲各地受害者承担。第二，“圣断”不是无条件投降，而是以“国体护持”为条件的接受；其首要目标是保存天皇制，而不是抽象地“爱好和平”。第三，“和平主义者”形象是战后建构；赫伯特·比克斯（Herbert Bix）与吉田裕等的研究都把它视为一种政治叙事，而不是对 1931—1945 年天皇行为的完整描述。

三、无责任体系说

丸山真男 1946 年的《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提供了另一种解释。他并不把责任归到天皇个人，而是指出日本的政治文化把权威安置在一个“无责任”的中心：所有人都可以向“国体”、上级或天皇推诿，结果形成一个谁都不负责的体系。天皇处于这个体系的顶点，但具体的决定被分散到军部、官僚、内阁与中间团体；超国家主义因此不是某个人的恶，而是一种结构性的责任蒸发。

这一解释的贡献，是把“战争责任”从个人道德问题扩展为制度问题：如果不改变决策结构，仅仅更换几个人并不能防止下一次战争。它的风险，是容易被保守派反过来利用：既然责任是“体系”的，那么天皇个人就可以免责。丸山本人并未得出这个结论；后来的研究（如吉田裕对“国体护持”的分析）则进一步指出，体系的无责任并不排除处于顶点的政治人物负有政治责任。

四、能动的战争指导者说

第四种解释以比克斯的《裕仁与现代日本的形成》（2000）为代表。比克斯反对“被动立宪君主”的形象，认为天皇是知情的、主动的政治行动者：他阅读战报、听取内奏、参加御前会议，在开战、扩大战争与终战等关键节点作出或批准决定；“和平主义者”形象是战后日美共同制造的神话。

日本批判学派从 1960—1990 年代积累了更具体的实证研究。井上清的《天皇的战争责任》（1976）、家永三郎的《太平洋战争》（1968）从侵略战争的性质出发追究天皇责任；藤原彰的《昭和天皇的十五年战争》（1991）以军事史方法重建天皇的战争指导；山田朗与纐纈厚的《太迟的圣断》（1991）直接批判“圣断神话”，指出天皇的战争指导与责任不能以最后两次裁决抵消；藤原彰、山田朗、吉田裕、粟屋宪太郎等合著的《彻底验证·昭和天皇“独白录”》（1991）则逐条拆解独白录的自辩逻辑。吉田裕的《昭和天皇的终战史》（1992）利用独白录、东京审判讯问调书与宫中集团史料，论证战争责任不止于军部，天皇以“国体护持”为行动原理参与了战争与终战。

这一派常举的证据包括：天皇对御前会议与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参与；对热河作战、张鼓峰事件、宜昌作战、瓜达尔卡纳尔岛等具体作战的干预；对开战与扩大战争的批准；以及《独白录》与木户日记中自相矛盾的地方。批评者则提醒：能动不等于全能，天皇也受制度、信息与顾问集团约束；把体系问题全部人格化，会重犯“一人决定历史”的旧错。

五、制度与结构说

第五种解释来自军政制度史。巴恩哈特（Michael Barnhart）的《日本准备总体战》与入江昭（Akira Iriye）的《太平洋战争的起源》把注意力放在陆军、海军、内阁、统帅部与外务省之间的权限分割：日本没有一个可以统一制定大战略的机构，陆军与海军各有自己的战争计划，内阁又受军部否决权制约。天皇是这个碎片化结构中的一环，而不是唯一的决策者。

这一解释并不必然为天皇开脱：它说明为什么“天皇的意图”常常无法转化为统一的政策，也说明为什么责任必须分层——最高决策、军令系统、内阁与现场执行各有各的责任。它与“能动说”的张力在于：前者强调结构限制，后者强调天皇在关键节点的实际选择；两者并非不可兼容，但需要具体到每一次决定，而不是停留在“天皇是否有权”的抽象争论。

六、终战决定之争

“圣断”是否是日本投降的决定性原因，学界也有分歧。布托强调天皇的干预；麻田贞雄（Sadao Asada）1998 年的论文把原子弹与苏联参战放在一起，认为两者共同改变了日本高层的成本计算；长谷川毅（Tsuyoshi Hasegawa）2005 年的*Racing the Enemy*则强调苏联参战才是决定性的变量，天皇的“圣断”是在苏联出兵之后作出的。半藤一利详细重建了铃木内阁与天皇的互动；山田朗、纐纈厚则指出，“圣断”是在拖延与错失机会之后才发生的，其“神话化”掩盖了此前的战争指导责任。

这些分歧并不否定天皇在 8 月的作用，而是把它放回具体的时间与因果链：天皇的裁决使投降成为可执行的决定，但它既不是唯一原因，也不能抵消此前十五年的责任。把“终战作用”与“战争责任”分开，是这一节的基本方法。

七、法律、政治与道德责任

东京审判没有起诉天皇。这一决定是占领政策、冷战考虑与日本保守势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不是法律上的无罪判决。木户幸一等重臣的证词把天皇描述为和平爱好者，帮助构建了“天皇无责”的叙事；《独白录》的英译本与“五人的会”的运作，也服务于同一目标。1946 年的“人间宣言”与 1947 年的新宪法把天皇变成象征，战争责任问题被转换为“军部责任”与“一亿总忏悔”的模糊说法。

从法理上看，明治宪法是日本国内法，不能为国际法上的侵略战争责任提供豁免；国家元首与统帅的身份、对战争发动与扩大的批准、对具体作战的干预，都是可以追问的事实。从政治与道德上看，即便不追究个人刑事责任，天皇作为国家元首与统帅，对 1931 年以来战争的发动与扩大仍负有政治责任；对亚洲各地受害者而言，这种责任还包括战后的认识、道歉与赔偿问题。中国学界（如步平对战后日本战争责任认识的研究）强调，战后日本社会长期把责任推给军部、回避天皇制，是历史认识迟迟不能清算的重要原因；天津社会科学院龚娜 2026 年刊于中国历史研究院网站的文章则从宪法、事实与“自辩/他辩/圣断论”三个层面，主张天皇负有不可推卸的战争责任。

八、本书的取舍

本书采取三分法：

1. **终战作用**：承认天皇在 1945 年 8 月 10 日、14 日的裁决使投降成为可执行的决定；同时指出它来得太晚，且以“国体护持”为条件。

2. **此前战争的政治责任**：作为国家元首与统帅，天皇对 1931 年以来战争的发动与扩大负有政治责任；这一责任不因最后的终战行为而抵消。

3. **法律责任**：不做法庭式裁断。东京审判未起诉天皇，这是政治决定；是否构成个人刑事责任，是国际法与史学仍在争论的问题。

这一取舍既不同于“和平主义者”神话，也不同于“一人决定历史”的简化。它要求把天皇放回制度、顾问集团与具体决策链中，同时不放弃对其政治责任的追问。

参考书目

Herbert P. Bix,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0.

Robert J. C. Butow, *Japan's Decision to Surrend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John W. Dower, *Embracing Defeat: Japan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 W. W. Norton, 1999.

Sadao Asada, “The Shock of the Atomic Bomb and Japan's Decision to Surrender: A Reconsideration,”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67, no. 4 (1998): 477–512.

Tsuyoshi Hasegawa, *Racing the Enemy: Stalin, Truman, and the Surrender of Japa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Michael A. Barnhart, *Japan Prepares for Total War: The Search for Economic Security, 1919–1941*,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Akira Iriye,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London: Longman, 1987.

丸山真男「超国家主義の論理と心理」『世界』1946年5月号；后收《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

井上清『天皇の戦争責任』東京：現代評論社，1976。

家永三郎『太平洋戦争』東京：岩波新書，1968。

藤原彰『昭和天皇の十五年戦争』東京：青木書店，1991。

藤原彰・山田朗・吉田裕・粟屋憲太郎『徹底検証・昭和天皇「独白録」』東京：大月書店，1991。

山田朗・纐纈厚『遅すぎた聖断：昭和天皇の戦争指導と戦争責任』東京：昭和出版，1991。

吉田裕『昭和天皇の終戦史』東京：岩波新書，1992。

半藤一利『聖断：天皇と鈴木貫太郎』東京：文藝春秋，1985。

歩平『跨越战后：日本的战争责任认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龚娜「昭和天皇负有不可推卸的战争责任」，中国历史研究院网站，2026-01-26（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正式引用需核原刊）。

『昭和天皇独白録』東京：文藝春秋，1990；木戸幸一『木戸幸一日記』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66。